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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李大釗臨終前的模樣,有就義前為其拍攝的照片為證。照片上的李大釗身著布棉袍,淡定從容。
趙紉蘭母子在李大釗被害當天獲釋,第二天才知噩耗。報紙上說“李大釗身後事淒涼”,“李妻聞耗悲痛而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五人環榻哀號,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5月6日,督軍潼關的馮玉祥才得知此訊,放聲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剛剛發表宣言稱:“李大釗等數十同志之生命即本軍三十萬將士全體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當天,馮玉祥召開追悼大會,令各機關、各部隊下半旗一日,中級官長以上戴黑紗一週。
李大釗的一生無私無畏,與人肝膽相照。劉半農曾為李大釗撰寫碑文,贊他“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章士釗則說“守常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李大釗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資或資助貧苦學生,或作為革命經費,或捐給公益事業,以至於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不得不囑咐會計科的辦事人員,每月發薪時將部分工資直接交給夫人趙紉蘭,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從容就義(2)
因此,才有那麼多人願為他的性命奔走,後來又繼續照顧孤兒寡母。
李大釗被捕當日,大兒子李葆華恰好外出郊遊,躲過搜捕。多虧周作人冒險將葆華安排在自己家裡,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李大釗犧牲後,是同鄉白眉初等人帶著星華姐妹趕往下斜街長椿寺收屍,併為先生更換了一口嶄新的紅柏木棺材。新棺材則是梁漱溟等人幫忙張羅的,棺材鋪師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裡子,又買了十幾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塊,攪拌在大漆中,前後共上了5道漆。
李大釗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來。這個人叫李樂光,是李大釗的同鄉晚輩,在清華大學唸書。李大釗犧牲以後,他立志搜編遺稿。據李星華的丈夫賈芝回憶,李樂光一開始躲在清華大學的地窖裡編書,後來又轉移到岳母趙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幾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來,李樂光就坐下來攤一桌子稿子,繼續抄寫、編纂。這批文稿後來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寫信給友人曹聚仁欲將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魯迅作序,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儘管文稿與魯迅所作的《〈守常全集〉題記》當時沒能出版,但絕大部分遺稿就此儲存下來,沒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發行。在其基礎上重新編纂的《李大釗文集》在1999年、李大釗誕辰110週年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厚厚的5卷本,據說在出版社便銷售一空,都沒來得及運進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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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的墓碑
犧牲之後,李大釗的靈柩在宣武區的浙寺裡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蔣夢麟、章士釗、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發起為李大釗舉行公葬。蔣夢麟等人組成了籌備委員會,至於具體工作,其實都是由黨領導下的左派組織革命互濟會做的,社會各界紛紛捐款。
94歲高齡的劉導生是當年公葬的參加者,提起往事,老人還能說上不少。他說:“互濟會負責籌備,在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購買了墓地。出殯前,浙寺堆滿了花圈、輓聯。出殯的隊伍有100來人,主要是革命學生,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8大左派組織也去了不少人。”
隊伍從浙寺出發,沿宣武門、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前進。在西單路口,隊伍突然停下來,有人拿出一面早已準備好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蓋在李大釗的棺木上。胡適本來也在送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