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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蔣講話後不久軍訓團的另一次集會上，苗劍秋激昂慷慨地說：&ldo;團結抗日，是救國之策，是完全正確的；&l;剿共&r;內戰，是亡國政策，是絕對的荒謬。昨天竟有人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這也就是說，日本是我們遠處的敵人，共產黨是我們近處的敵人。要我們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產黨。我們東北被日寇佔領了，東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處太多了，現在居然還有人在這裡說這種話，我們東北人稍有血氣，就應該讓他走著進來，躺著出去！&rdo;
這個講話，被特務獲悉，很快就報告到晏道剛那裡。晏要求張學良把講演人交出來，張為緩和他與蔣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虛與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潛逃之名將講演者送到北平，這件事無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過後來黃顯聲還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因此被蔣痛恨，以致十多年後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慘遭殺害，也都與此事有關。
但這些情況也說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蔣介石要扭轉西北局勢，讓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再去打內戰，進攻陝北革命根據地，是比較困難了。但蔣介石是個主觀唯心主義者，他是不大可能認真吸取經驗教訓的，所以他在離開西安、返回他以避壽為名暫時居住的洛陽古都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調兵遣將，擴建機楊，積極為一場新的剿共戰爭作準備。
與此同時，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鎮壓，也更變本加厲了，震動全國的&ldo;七君子事件&rdo;就是在這時發生的。原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七人，是領導全國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他們並沒有犯什麼法，不過帶頭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動，寫了幾篇宣傳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這卻觸怒了南京當局，11月23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這七位愛國人士逮捕了，並查封了一批進步刊物，後來，南京政府要對沈鈞儒等起訴公審。中共中央為此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改弦更張，徹底放棄錯誤政策，釋放一切政治犯。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使國民黨政府十分被動。蘆溝橋事變爆發後，鑑於形勢的變化和全國人民的正義呼聲，&ldo;七君子&rdo;才被釋放出獄了。
這是後話，暫不多表。不過由上述情況看，在那時儘管人心思抗日，而內戰的危險仍是十分嚴重的。蔣介石在洛陽的時候，張學良曾約閻錫山一起見蔣，勸蔣&ldo;停止內戰，一致抗日&rdo;，蔣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說：&ldo;是我服從你呢，還是你服從我！&rdo;
就是在這種堅持內戰政策、一點也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況下，蔣介石在洛陽作了一番新的軍事部署後，於12月4日晚九時許，身著戎裝，帶領大批高階將領，由洛陽乘專車再度來到西安。張學良是先行前往洛陽迎接的，這時同車到達。楊虎城、邵力子等高階官員親往臨潼車站迎接（因蔣要下榻臨潼華清池，故在此站下車），蔣介石不進西安，不住城裡的高階賓館，而要選擇遠離城區的驪山山腳下這一僻靜處所，與其說是為了安靜，不如說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他這時雖然還不大可能會想到一週以後他會被人家打個人仰馬翻，但西安對他來說，不象南京、洛陽那麼安全這一點，他是毫不懷疑的。
這是蔣介石在一個多月內第二次來西安。但這一次的到來，頗有點&ldo;今非昔比、鳥槍換炮&r;之慨。他不僅帶來瞭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一批高階將領，他的中央軍也紛紛西移，真是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大有&ldo;黑雲壓城城欲摧&rdo;之勢！
不過，在表面上，同上次來時一樣，他仍裝出一副輕鬆自如、悠哉遊哉，似乎是被名聞遐邇的大、小雁塔和菸草萋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