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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劉湘是非常重視他與張學良的友誼。二人一直十分友善，兩廣事變期間，劉與張、楊之間也常交換意見，他們對兩廣地區實力派的正義行動是同情和支援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劉湘感到高興，但鑑於南京對四川的壓力，起初沒有公開表態，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贊成張、楊的八項主張，並表示願以四川作為張、楊的後方。但在那時，南京及孔祥熙也有電報給劉，不公開表態是不行的，劉便於12月18日發出通電，提出&ldo;擁護中樞，抗禦外侮，弭息內爭，營救領袖&rdo;等問題，希望放蔣，同時肯定事變的正義性。電文中說：&ldo;國人頻年以來，因外侮日亟，禦侮雪恥之念無時或忘，主張雖有緩急，所見或有偏全，而愛國抗敵之志，實無軒輊。……各方所爭，即在抗敵之時間與方法，而不在抗敵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國力，使強敵坐收漁人之利？&rdo;
在綏遠的抗日將領傅作義，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張學良的保護，從那以後，二人關係一直很好。綏東抗戰爆發後，張學良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聲援，而且還派一個騎兵師前往援助，所以對西安事變傅作義積極支援，態度鮮明。12月24日，他還親自乘飛機來西安，後來只是因為飛機迷航，在途中耽誤了時間，而這時張學良也已送蔣回南京了，二人才沒有見面。
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掌管晉、綏兩省的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則是另一種型別。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年，他是搖擺不定的，他一會兒與日本人勾搭，一會兒擁蔣反共；一會兒表面服從蔣介石，暗中卻積極支援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甚至與共產黨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產黨員彭雪楓、薄一波等在此期間都曾在山西工作過，並與閻錫山有過一些接觸。可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卻變了臉，連呼&ldo;驚痛&rdo;，一片責難之聲，如在復電中說：&ldo;……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移內戰為對外戰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rdo;後來，根據孔祥熙的請求，擬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山西省清鄉督辦徐永昌去西安，以調停南京政府與西安的爭端，張學良斷然拒絕了，並對部下說：&ldo;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是不必要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兒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他對我們只是滿篇責備，毫無半點同情。他把他給我們的電報還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裡的報紙上，向南京政府討好，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rdo;12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情況，最初不敢公開表態，等看到事變將會和平解決時，才發了通電，如宋、韓12月23日在向全國發出的聯名通電中，就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政治解決，避免軍事衝突。西安事變爆發後，《新疆日報》曾發了&ldo;號外&rdo;，人們都認為盛世才一定會發通電支援張、楊的。他在當時有表示贊同之意，只是由於看到蘇聯不歡迎這一事變（蘇聯《真理報》對西安事變作了歪曲事實的報導，認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英、美、德、意、日等國都跟著指責張學良；有的是因情況不明，有的是別有用心），對張學良有所指責，他才又改變了態度。對此人在西安事變後的急轉，周春暉有如下評述：
盛世才為了測驗部屬思想趨向，於西安事變翌日，在都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當場出了三個題目：一、張副司令兵諫蔣介石這項措施是否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