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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種植是關乎國本的大事，想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根本不可能。李振新覺得自己是沒這個本事的，可吳貞疏、方以智卻眼巴巴的讓他想辦法。
“這事肯定沒有完美的辦法，靠官服出臺鼓勵政策，也就是應付一時之需，到最後還是會變成沒啥用的政策，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就像兩宋和本朝推行的各種鹽政和茶法一樣，變來變變去，依然是積重難返，百姓和朝廷最終還是會反受其累。”
“總裁你的意思是，咱們就什麼都不做嗎？這怕是會出問題！”
“什麼都不做也不可能，朝廷這邊的大臣自己都急著受不了這事。再說突然爆發出糧食危機，咱們也應付不了。這樣吧，國政院專門成立一個糧食安全委員會，每年專門研究今後年的糧食政策。制定政策得時候，有兩個原則，一不出臺強制性的政策要以引導為主，第二不出臺永久性的政策最多五年為期。比如今後幾年，可以加大糧食公司的收購量，讓農戶的多餘的糧食儘可能的能變現，糧價能釋當的上漲，讓種糧人有利可圖。還有在比較合適大量種糧的地區，成立官方農場，專門種糧食，參與種植的農戶不是自耕農，而是工人。除漠北、漠西地區以外，三年內新開的土地，只能種植糧食作物，方能享受免稅政策。種植非糧食作物，當年就要收稅。你們看這樣可行不？”
“暫時來說，倒是可行。可若是不制定長久性政策，會不會讓百姓覺得朝廷朝令夕改，無所適從？”
“所以說這些政策要以引導為主，不出臺影響根本的強制性措施。即使農戶對目前的政策不是太滿意，可也不會影響他們根本利益意，只不過新增的部分預期收益會有影響。”
“那就這麼辦吧，治國之道，確實很難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
吳貞毓這個感慨，說到了點子上了。長久以來，作為執政者，總是想制定一個永遠管用的政策方案。結果就是適得其反，一些當時很管用的辦法，過幾年後反而成了阻礙社會發展的禍政。
社會發展是動態的，所以必須要用動態的政策來適應發展形勢。李振新的理念就是隨時調整，不過在調整的時候儘量不一次性的做大的改動，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循序漸進，儘量用溫和的方式來推進政策變革，尤其是農業生產這種關乎國本的內容，更應該慎重對待，要尊重市場的客觀規律。
因勢利導才是國家能長治久安的正途，不能像以前的大明一樣，啥都要追求個一勞永逸。比如朱元璋同志，其實他開始的時候，制定的很多政策是符合當時社會形勢的。可隨著時代得變化，那些政策就有點適應不了現實情況了。後來的人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可反應過來的時候，做調整的成本越來越大，誰也付不起這個風險，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每次政治變革都困難重重？幾乎跟少有成功的例子？根本原因，還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剛開始的出發點，都是本著萬世不變的原則來思考問題。政策變動和調整的週期都太長，因此而形成了固態思維和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群體。所以說，要讓人適應變化，適應調整，阻力才會在潛移默化中被消解。
上中學的時候，歷史課本上有一個章節講的的唐朝府兵制向幕兵制的轉變。穿越到大明以後，李振新才重新回想起這個事，發現中國的很多朝代都經歷過這個變化過程，大明的衛所兵與後來的營兵，不就和唐朝的情況差不離？自己後世經歷的時代，兵制變革也有類似的趨勢，說白了不就是義務兵和軍人職業化之間的變化嗎？每當想起這事，李振新心裡就驚醒自己，千萬別覺得世上有絕對正確的政策，一定要結合現實情況來思考問題，要用變化的心態來對待問題。
農業和兵制是最影響國政的大事，千萬不能瞎搞。這也是為什麼，國政院的人過來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