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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坎貝爾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廣州的時候，得以熟悉的洋貨行，一共兩家，一家是陳汀觀的崇義行，另一家是張族觀的裕源行。坎貝爾自認是張族觀的老朋友，對張族觀的印象很好，認為他是所有行商裡面，屬於比較誠信的。尤其讓坎貝爾感到得意的是，那條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並且在颱風到來之前為他們帶過路的中國帆船，先行回到廣州。他們也不知是用什麼方法，告訴了張族觀，有這樣那樣的一個大班，帶船而來。張族觀聞訊，竟派人前去澳門等候。坎貝爾記錄中說，在澳門上岸投訊的大副，沒有暴露身份，所以沒有相認。坎貝爾：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瑞典東印度公司檔案，坎貝爾這話，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較明確的問題是，這個張族觀固然是個好人，而且對首席大班坎貝爾先生相當熱情，但是張族觀的洋貨行，一是規模不大，二是不靠江邊。洋貨行不靠江邊，等於沒有路通往黃埔。因為所有的貨物，在鎮上購買以後，都要透過平底船駁運到黃埔錨地，這樣一來，豈非大費周折？所以張族觀這個選擇，也被否決。

雍正四年，坎貝爾和他的兄弟在一條港腳船上當大班，當時就以陳汀觀的崇義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義行中。坎貝爾知道，崇義行規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裡有十分便利的駁口。何況坎貝爾覺得陳汀觀這個人，為人沉穩，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都能為歐洲人做好服務。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坎貝爾和其他大班們一起，輕車熟路地劃著名舢板，過總巡口，到了陳汀觀的崇義行。

洋貨行行商為外洋船作保的規矩

早上從黃埔出發，中午時分到了陳汀觀的崇義行。十幾裡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時間，也許過海關總巡口的時候，查驗身份等事情，多少有點耽擱。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為首的首席大班坎貝爾又是老熟人，行商陳汀觀自然是熱情歡迎。廣州城外的貿易鎮上，洋貨

行之間，向來競爭激烈，藍旗國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門來，對於崇義行的老闆陳汀觀來說，幾乎是天上掉餡餅一樣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須找一家洋貨行作保，這是鐵打的規矩。因為沒有作保的保商，在廣州的對外貿易史上，保商這個概念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外洋船到，洋貨行的行商進行擔保，是為保商；另一種是要充任洋貨行的行商，必須有其他的行商擔保，也稱為保商。兩者名稱一致，意義卻完全不同，應該予以區分。海關監督衙門就不予丈量船隻，這樣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開展貿易。到雍正十年，這規矩已經有了五六年的歷史。從廣州貿易的總體情況看，官府向來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門辦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後，申請丈量船隻，徵收關稅這類事情，都要找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貿業務，而且身家殷實，出了事情受罰得起，自然非洋貨行的行商莫屬。

雍正十年，給外洋船充當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為當時有資格充當保商的，過數家實力雄厚的洋貨行而已，並非所有的洋貨行都可以充當保商。二是當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說來，外洋船選定保商之後，必定要在該家洋貨行內，租用夷館。雖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記在案的洋貨行購買貨物，但是既然請了保商，甚至住在這家洋貨行內，近水樓臺先得月，少不得要向當保商的這家洋貨行多買些貨物。

話反過來，官府既然不願洋人直接和衙門打交道，所以設了這保商的規矩：外洋船在廣州，和官府之間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辦。顯然，外洋船的大班們也是不願得罪保商的。比如繳納貨稅，到衙門領取各種放關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辦；保商要制約外洋船，應該是相當容易。也許正因為保商容易制約外洋船，所以官府對洋人的管理，也一體交給保商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