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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回來之後，被隊長組織積極分子批鬥了兩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們都說，家裡沒個大人咋行？
其實，我們家裡藏著兩缸苞谷哩，沒叫搜糧隊搜走。那糧還是我父親和母親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時候剛辦集體食堂，隊裡叫把家裡的糧交到食堂，說吃集體食堂呢；共產主義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馬上就要過好日子哩，家裡存糧食幹什麼！父母親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親不懂什麼共產主義，知道糧食是命根子，沒糧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動，不相信共產主義到了的宣傳，因為我家的成分是富農，按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說本質就是反動的。
我父親兄弟四個人，父親是老大。我爺爺在馬營鎮城裡開過商號。解放前爺爺就去世了，弟兄四個人就分家了。我父親種地，家在馬營鎮城外住。我父親是個好農民，莊稼種得好。我記得清楚得很，我父親犁地，犁溝一行一行勻得很。他犁地的時候人總是走在犁溝裡，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見一個腳印——每一趟犁鏵翻過的土把腳印都蓋上了。父親說，犁地是莊稼人的臉，看你的臉清潔不清潔就知道你是不是個好莊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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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1 01:05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歲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裡，我在大門口望風，我父母在後院的園子裡挖坑。怕苞谷發黴，直接把兩個缸埋進坑裡了，上頭壓上麥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種上了苦蕎。第二年種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種上苦蕎。搜糧隊搜糧的時候，蕎麥還開花著呢，他們根本就沒想到長著蕎麥的地裡會埋糧食。他們拿著鐵棍把院子、豬圈、廁所和住房都搗遍了，漿水［1］缸都用鐵棍攪著看了。
1959年春天餓得難挨的時候我問過母親：娘，腿餓軟了，還不挖些苞谷吃嗎？我母親說不能挖，挨餓的日子在後頭呢。
我母親去世，父親回來了，還是沒吃那苞谷。我父親說，不敢吃，叫隊裡知道就收走呢！那時候社員們還在喝食堂的清湯，家裡不準冒煙。一冒煙隊長和積極分子就來了，看你煮的野菜還是糧食。
到了舊曆九月，父親還是不叫吃苞谷，那時集體食堂已經關閉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親膽子小，父親怕開批鬥會，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陣子，專區工作組在馬營鎮召開了萬人批鬥大會，在一個農民家挖出來了幾十斤糧食。這個農民家的兒子是縣委什麼工作部的部長，工作組叫他兒子主持大會批鬥父親，說他父親是階級敵人，冒尖人物。什麼叫冒尖人物？就是想發家的農民！那次批鬥大會我父親也去參加了，他回來說，會場上架著機關槍，民兵們手裡提著明晃晃的大刀。我父親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來。唉，從打土地改革開始，我父親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時候，民兵背著槍在我家門口轉，怕我家轉移財產，說是我家夠地主條件。後來清查完了，定了個富農，但和地主分子一樣對待，一開會就拉到前邊站著，批呀鬥呀，說是階級敵人。動不動就踢兩腳，打兩拳。
到了臘月裡實在餓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會走路了，走著路跌跟頭。於是，一天夜裡父親起出來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動磨子，後半夜就煮了一鍋，全家四口人圍在炕上吃了。
過兩天又吃了一鍋。煮第三鍋時有人進了我家，說你們生火煮啥呢，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隊裡的積極分子，平常不愛勞動，不下地，就知道跟著隊長混吃混喝，是個二流子，全村的人都罵的人。他半夜裡看見我家煙筒冒煙了。他掀開鍋蓋看見了苞谷，就去向隊長報告了：何建元家有糧食！
何建元是我父親的名字。
第二天開父親的批鬥會，整整開了一天。積極分子們——隊長的親信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