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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期中國外交政策的實質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越南的抗美救國鬥爭是反帝及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幟，援越抗美即是弘揚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具體體現；另外，真心實意地援助越南，也是對蘇聯修正主義叛賣行徑的有力反擊。事實上，在中美兩國尋求緩和關係的過程中，中國方面始終認為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尼克森和他的謀士們改變對華政策並不是因為對中國有什麼好感，而是其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力爭儘可能多地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和霸權地位的目的使然。推遲世界大戰，促進世界人民革命，實際依舊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方針。只是在新的形勢下，毛澤東開始強調既要有高度的原則性，也要有非常實際的精神，這種務實與革命相結合的基點就是，利用矛盾，著眼於人民。所謂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壯大自己，促進革命。[3]由此，支援越南抗戰和取得民族統一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援越的方針、目標也是貫徹始終的。越戰結束後，中國繼續支援和援助越南完成統一事業。[4]儘管1973年6月中國方面沒有同意越方提出的1974年援助80億元人民幣的大計劃，但是該年一年的援助總額仍然達到了25億元人民幣，其中還包括13億美元的現匯。[5]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繼抗美救國戰爭之後，又贏得了民族統一戰爭的勝利。
而從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國在對美蘇和對蘇越兩個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變化，還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從大的趨向上看，中國外交方針的側重點這時已開始了由革命向務實的轉變。因此，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雖然實現了自己開啟與美關係的基本目標，看到了聯美抗蘇的前景，卻未能繼續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關係，並且還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國的威脅之後，面對來自南方的蘇越聯盟的新的挑戰。
第二，大國、強國之間的關係固然是冷戰格局構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國、弱國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在兩個大球對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滾動方向往往會使力量對比發生重要的變化，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變化。越南以其在大國的戰略考慮和決策中所佔有的位置，既已成為大國對抗中不容忽視的因素，隨著戰爭的結束，當大國在相互牽制的複雜狀態中形成力量平衡時，作為小國的越南的獨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70年代初中國與美國實現和解後開始聯合對抗蘇聯，越南則同蘇聯結盟共同對抗美國和中國。
第三，在亞洲冷戰的框架中，參與其間的兩大同盟或集團分別以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強國為首，各自強調同盟或集團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國內部大國、強國與小國、弱國的關係中，當以佔主導地位的大國為代表的盟國全域性利益與小國的區域性利益發生衝突時，前者往往要求後者服從全域性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應而生。在小國、弱國不再認同這種盟國利益，或盟國中的主導國家發生角色變化後，這種區域性服從全域性的原則也即失去約束力，其結果便是盟國或集團的分裂、瓦解。就社會主義集團的情況而言，中蘇關係是這樣，中越關係實際也是如此。
第四，隨著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冷戰格局也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50年代的亞洲冷戰中，中蘇結盟共同對美，中國始終處於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間進行了面對面的較量。進入60年代，中蘇同盟的破裂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及至70年代初，中國實際上退出了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而中美聯合對蘇，美蘇重新站在冷戰的第一線，則使國際冷戰格局出現了繼史達林去世後的第二次轉型。
[1] 李先念與范文同談話備忘錄，轉引自翟強前引書，第201頁。
[2] 參見薛謀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