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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談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如其分，恰足以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普魯士的權威主義不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制定某種 談和條件。明智的談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德國人不象日本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歷史欠恩情，他們努力奮鬥，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情，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佔據高位的人一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ldo;強迫別人尊敬他&rdo;的人。是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期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見到。日本的孩子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乃是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決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判斷面前成為一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ldo;為了學習&rdo;，&ldo;為了訓練&rdo;，也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的物件，乃是等級制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徵。

兒童早期在同父親接觸中學到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制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在等級制中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並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縱。黑龍會式的超國粹團體的一位領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最確切地說明瞭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面。他說：&ldo;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它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rdo;換句話說，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而擺動。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要用&ldo;鏡子&rdo;來反映。力求專制權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動都顯示物件徵性地位的忠誠的姿態，這個象徵性地位則經常不行使實權。日本人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面具的權力的泉源時，他們就認為它是剝削，是與他們的制度不相稱的，如同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由於日本人這樣觀察他們的社會，因此，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而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象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ldo;復古&rdo;，即回到過去。他們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於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但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ldo;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為國民的意志。這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講的民主政治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rdo;對民主做如此解釋，在美國讀者看來，簡直毫無意義。但是，在這種復古解說的基礎上，日本無疑將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