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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年過30,我就成了首長。在俄羅斯,人們對像我這樣具有某種社會地位的人都稱之為首長。不是官僚,不是官吏,不是領導人,而是首長。我無法忍受這個詞兒,在這個稱謂中有一種牢獄的味道。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當&ot;第一名&ot;‐‐這或許是我的天性中註定要達到的,不過,也許在涉世的最初年代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我記得,當上級把我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調到蘇共中央擔任建設部部長時,我感到厭煩‐‐當一個中央委員會機關裡的小官員,而我原來是領導一個大州的工作呀!當戈巴契夫把我&ot;安置在莫斯科市委&ot;的時候,我感到了另一種壓抑。只有處於職業的緊張形勢下我才能生存。
幹第一把手的工作有許多令人討厭的地方。第一,不能過正常人的日常生活;第二,總是想破壞自己的情緒,同時也在破壞別人的情緒;第三,不知為什麼,關於這一點很少有人提及。通常,&ot;第一把手&ot;沒有親密的朋友。這種人常患封閉綜合症,在同人們的交往當中不可思議地將謹慎的弦繃得緊緊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在我身上也出現了。我開始過封閉的日子,與新相識的入相處特別謹慎,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有一些朋友。
……我同沙米利&iddot;塔爾皮謝夫於1987年夏天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城尤爾馬拉相識。他當時正率領國家網球集訓隊在那裡訓練(他擔任主教練),正準備同荷蘭隊進行比賽,爭奪戴維斯杯。他送來入場券,邀請我前去觀看比賽。我們談到為什麼我國的網球不發達,為什麼不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普及,我們缺乏什麼必要條件。我邀請他到市委來做客,他沒有來,代替他來的是另一位體育界的領導人。他這種不願煩人的知趣性格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以後,我們在尤爾馬拉又一次相遇,面對面地撞在一起。這時我已經被認為是&ot;反對派代表人物&ot;,很多人害怕與我交往。
他和自己的隊員們在海邊沙灘上踢足球,他跑過來拾球恰恰撞到我,意外相逢,握手寒瞳。我們二人對此次邂逅都感到欣喜,談了幾句話他就問我現在於什麼,我說,要不,咱們打會兒網球?沙米利開始提議雙打,我沒同意。我一直鬧不懂,他是怎樣猜到我正在學習打網球。我們沒談這一點,看來,他發現了,當他在我們療養院的網球場教一個年輕人打網球時我一直站在那裡並長時間地觀看。
後來我們在&ot;友誼&ot;體育館又遇到過幾次,當時,沙米利正在訓練他的隊員。到了1990年秋天,他當了網球協會的主席(我同他開玩笑:您已經當主席了,我至今還沒當成)。我邀請沙米利到索契來找我,來休假。練練球,一起打幾盤。
首先,我評價了雙打的意義,這很快使我們在感情上接近起來,毫不感到單調。在體育運動中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展示自己,當夥伴透過一個眼神瞭解你的意向時,你會感受到令人驚奇的欣慰。
我當即感到,在沙米利身上具有某種忠實寡言的男子漢氣質。
我當了總統以後,立即建議塔爾皮謝夫擔任總統體育顧問的職務。沙米利辭掉了國外條件豐厚的工作,放棄了外匯收入,接受了我的建議。
在我國體育界有多少不幸的運動員啊,有功勳卓著的,也有鮮為人知的!多少人命運坎坷,屢遭挫折!不是職能部門的人,不是官吏,而是一個以前的職業運動員招起了此職,解決著大規模體育事業中的諸種問題。
在這個位置上,沙米利遇到許多難題。有時候,由於不瞭解我國官場運作的特點,不瞭解官吏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