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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美術家蓋斯勒太太厭煩了為赫爾曼一戈林公司繪製生產圖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紹了湖濱樓的工作，聽起來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時候，她同這個機構的一位負責人見了面。蓋斯勒太太不懂外語，從來沒有出過國，對政治和外國事務不感興趣，也沒有從事過新聞工作。但她芳齡二十三，身材苗條，金髮碧眼，同丈夫剛剛離婚。這位負責人答應在他的機構為她找一個工作，這個差事就是為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本人準備湖濱樓的簡報。就這樣，一個完全缺乏經驗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僱用在湖濱樓的一個責任最重大的機構裡工作。
正如有心的聽眾一樣，湖濱樓熟悉外國廣播節目的時間，它分配監聽者收聽主要電臺的廣播。它總是力不從心，滿足不了各方面對它的要求。當戈培爾要求提供有關莫斯科用拉脫維亞文、立陶宛文和愛沙尼亞文進行廣播的報告材料的時候，湖濱樓說它可以提供這些報告，但不得不放棄收聽另外八種廣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可以進行調撥，讓各個監聽者收聽即將開始的廣播。監聽者常常兩人一起坐在一間旅館房間裡，各人收聽自己的收音機。他們收聽實況廣播，還將它們錄下來。遇到重要廣播，監聽者逐字逐句將它翻譯出來，或者由他口授，讓一位打字員把大意打下來。遇到緊急情報，就用電話報告情報分發中心。湖濱樓估計，一個監聽者，假若在兩則廣播之間還有時間進行口授，而又不至於耽誤新聞的時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期間，就可以報告六條廣播的收聽情況。
達格馬爾&iddot;蓋斯勒在這座相當破舊的旅館的二樓工作，這一樓有三間互相連線的房間，從視窗可以憑眺湖光景色。
兩樣東西使人們回憶起它們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樂椅，蓋斯勒總是雍容風雅地斜躺在上面；一個反向訊號器，有了它，樓底下的監聽者可以傳喚情報分析人員到某種語文監聽小組去看緊急情報。她上午九點開始上班，接連工作五天，然後休息五天；接著晚上九點開始上班，接連工作五天，然後休息五天；如此迴圈反覆。她每天到達後，通常要到餐廳去吃點東西，然後回到她的辦公室，閱讀上一班的監聽記錄。這能使她瞭解最新情況，免得把已經提供過的情報再遞送上去。
有一個情報分析員和她同一個班次工作，萬一兩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個替手。兩人的主要工作，是將一頁頁索然乏味的新聞廣播、宣告和講話的列印材料壓縮成簡報，送給裡賓特洛甫。平均每天透過電傳打字電報機將三份簡報發給他的總部（總部通常和希特勒在東普魯土的大本營呆在一起）。三至四頁長的主要報告，早晨七點鐘發出。稍短的報告下午三點和晚上七點發出。上述材料的文字還要送給外交部的高階官員。上面總是期望這些簡報著重刊登正面訊息。
如果有一則新聞斷定： &ldo;德軍兵力肯定沒有枯竭，他們還有很多後備隊沒有投用，&rdo;這則新聞就要列在報告的頭條。報告在遞送之前，要經過達格馬爾的頂頭上司赫爾穆特&iddot;阿爾布雷希特這個曾經在美國居住過的納粹分子的刪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編輯一樣，在刪改的時候總要增添一些錯誤。這個單位的其他人，幫助情報分析員正確拚寫盟軍進攻的島嶼的名字，向他們介紹其他背景知識。整個報告組（蓋斯勒太太小組的稱呼）的負責人是馬爾庫斯&iddot;蒂姆勒博土，他是裡賓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員。他經常向情報分析員講一些鼓舞土氣的話。
報告組最富有戲劇性的時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這是一個沉悶的夜晚。突然，訊號器嗡嗡作響。義大利語監聽小組在傳喚他們。這就奇怪了；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蓋斯勒太太和另一個情報分析員趕忙來到他們的辦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