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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納勳爵留任陸軍大臣，他依舊是會議中最權威的人物（基奇納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決策者，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時至今日，人們還是把英軍在加里波利的失利歸咎於邱吉爾）。他給了達達尼爾委員會三個選擇：英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徹底放棄加里波利戰役；或大規模派遣部隊征服半島；抑或繼續向伊恩&iddot;漢密爾頓率領的小股遠徵軍增派援軍，期待穩紮穩打，最終征服加里波利。
委員會成員排除從加里波利撤軍的可能性。他們擔心承認失敗會把搖擺不定的巴爾幹列國推向對立面。屆時，借用英國官方歷史學家在談到這次戰役時所說的，&ldo;整個伊斯蘭世界幾乎定將起事&rdo;，這也印證了協約國戰爭策劃者仍非常忌憚奧斯曼帝國的聖戰。但委員會成員在派遣大規模部隊與維持現狀這兩個選擇之間猶豫不決。他們不知道需要多大規模的部隊才能征服加里波利的土耳其人，也不知道派遣這樣的部隊需要多少時日。他們每多拖延一日，奧斯曼帝國與德國便多一天時間構築防線，使加里波利更難以攻克。[5]
最終，基奇納決定，派遣大規模的援軍前往達達尼爾海峽積極參戰。地中海遠徵軍總司令伊恩&iddot;漢密爾頓請求增派3個師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軍一個師的編制在1萬至15萬人），以便協約國部隊能打破澳新灣的僵局，進而攻下加里波利半島。6月7日，達達尼爾委員會開會批准了增派3個師的請求。6月末，基奇納決定再派2個師‐共5個師‐供漢密爾頓排程，助其拿下加里波利。第一批部隊於8月初抵達前線。
1915年夏，英法士兵把加里波利半島的農田挖成了一條條縱橫交錯的塹壕。法國士兵沿著一條寬闊的交通壕向前線推進，他們樂觀地把這條交通壕稱為&ldo;君士坦丁堡之路&rdo;，而火線士兵則沿著平行的&ldo;巴黎之路&rdo;撤回大後方。&ldo;攝政街&rdo;自前線向南伸展，穿過&ldo;皮卡迪裡圓環&rdo;，與&ldo;牛津街&rdo;相交。一個極為複雜的戰壕交匯處被稱為&ldo;克拉珀姆交匯站&rdo;，與倫敦最大的鐵路中心同名。還有十幾條小戰壕以在這裡拋頭顱、灑熱血的團命名：&ldo;蘭開夏街&rdo;，&ldo;馬斯特爾街&rdo;，&ldo;埃塞克斯土墩&rdo;，以及&ldo;伍斯特平地&rdo;。最具諷刺意味的名字留給了前線：&ldo;海德公園角&rdo;，&ldo;主街&rdo;，還有最令人黯然的&ldo;希望街&rdo;。[6]
這些富有諷刺意味的名字並未能掩飾塹壕的恐怖。那些既在西線又在加里波利服役過的人認為，到目前為止土耳其戰線更難攻克。法國下士讓&iddot;雷蒙尼西在1915年6月給家人的信中如此寫道：&ldo;兩條戰線都經歷過的那些人覺得這兒比法國要糟糕多了。&rdo;對此英國人也有同感。a p 赫伯特聲稱：&ldo;在法國，除了正式進攻之外，一個步兵幾個月不開槍也能活，也根本不會挨槍子兒。但在加里波利的那些壕溝裡，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每天都用手槍和炸彈互相攻擊，晚上還爬出戰壕在黑暗中拼刺刀。那裡計程車兵必須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豎著耳朵，注意風吹草動，絲毫鬆懈不得。&rdo;[7]
戰壕生活侵蝕著每位士兵的感官‐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與觸覺無一倖免。塹壕戰對戰鬥人員的肉體與精神都造成嚴重損害。赫伯特描述的英軍在加里波利各個戰壕中的經歷也同樣適用於土耳其人。塹壕戰中，入侵者與守軍面對的髒亂與恐怖是相等的。
士兵一旦抵達加里波利，炮聲便從此與他為伴。只是，遭炮擊的多半是協約國部隊。自從德國潛艇將英國戰列艦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