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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倫團的悲慘結局令他們在蘇格蘭的親朋好友十分震驚，悲痛萬分。道勒學院在秋季的學院季刊中為約翰&iddot;麥克唐納和查爾斯&iddot;貝弗裡奇登了訃告，稱這兩位年輕人是摯友的典範：&ldo;他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應徵入伍，&l;連死亡都沒有把他們分開&r;。&rdo;訃告最後寫道：&ldo;他們二人都是品格優秀的青年，其榮譽實至名歸。&rdo;季刊對這兩個男孩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事實上，我的外曾祖父母難以忍受喪子之痛。一年之後，他們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戰時的蘇格蘭，遷往美國。1916年7月，在德國潛艇暫停襲擊大西洋船隻的間隙，他們和兩個女兒登上了一艘開往紐約城的輪船，這艘船有一個令他們心碎的名字‐卡梅倫尼亞號。從此他們再也沒有回來。全家最終在俄勒岡州落腳，我的外祖母嫁人，生下了我的母親和舅舅。正因為約翰&iddot;麥克唐納的早逝，才促成了他們及其所有子嗣的今天。
我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種個人關聯算不上獨特。2013年英國輿觀（you gov）民意調查機構的一份調研結果表明，46的大不列顛人擁有一個曾參加過一戰的家庭或社群成員。這種個人聯絡也解釋了為何在距一戰爆發已有一個世紀的今天，仍有許多人對那段歷史情有獨鍾。光是如此規模的動員和屠殺，就使那些捲入戰爭的國家鮮有家庭能夠置身事外。[3]
我是在2005年準備去加里波利時得知這段歷史的。我的母親瑪格麗特、兒子理察和我，代表這個家庭的三代人前去憑弔。這也是約翰他老人家事隔90年第一次有家族成員來探望他。我們在加里波利半島通往蘭開夏登陸烈士墓蜿蜒的路上跋涉，結果途中轉錯了方向，誤打誤撞來到了努裡亞木特紀念碑（nuri yaut onunt）。這座碑是為紀念在6月28日陣亡的土耳其士兵設立的‐他們和約翰&iddot;麥克唐納、查爾斯&iddot;貝弗裡奇死於同一場戰役。
土耳其人稱這場戰役為茲金德爾戰役（the battle of zığındere）或加利峽谷之戰。在這座紀念碑前，我瞭解到事情的另一面。我外祖母兄弟所在的部隊死傷達1400人‐這是該部隊的一半戰鬥力‐英軍損失總計3800名；然而與此同時，有多達14萬名奧斯曼士兵在加利峽谷陣亡或負傷。努裡亞木特紀念碑就是這些奧斯曼士兵的萬人冢，他們被合埋在一個普通的大理石墓碑之下，碑上只簡單刻著&ldo;殉於1915年&rdo;的字樣。在所有我讀過的關於蘇格蘭步兵團的書裡，都談到了我外祖母兄弟犧牲那一天英軍蒙受的巨大損失。可沒有一本英語著作提到，也有成千上萬的土耳其士兵因此殞命。我很清醒地意識到，失去親人的土耳其家庭肯定遠比蘇格蘭的多。
之後我離開加里波利，為西方對土耳其和阿拉伯的一戰經歷知之甚少感到震驚。關於中東戰場的英語作品反映的都是英國及其他協約國軍隊的事跡。這些書中提到加里波利是&ldo;邱吉爾的重大失敗&rdo;；庫特‐阿馬拉之圍是&ldo;湯申德將軍的退縮&rdo;；阿拉伯起義的領導者是&ldo;阿拉伯的勞倫斯&rdo;；攻入巴格達的是&ldo;英國將軍莫德&rdo;；攻下耶路撒冷的則是&ldo;英軍將領艾倫比&rdo;。歷史學家則熱衷於摒棄官方歷史那種自上而下的敘事方法，轉而從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坎培拉的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以及惠靈頓亞歷山大&iddot;特倫布林圖書館中以私人檔案形式收藏的那些普通士兵日記和書信入手。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我們對協約國方面的戰事已有全面的瞭解。可是，對於戰爭另一方&d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