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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哦，原來是這樣。」
這時馮喆接過柴可靜的話問：「李校長，那八思巴是怎麼當上蒙古國師的呢？」
李博谷這會已經走到了石塔跟前，柴可靜在李博谷仰首看塔身的時候，對著馮喆笑了笑，伸手用指尖在馮喆的胳膊上輕戳了一下，臉上都是幸福，馮喆臉不改色，往李博谷跟前走了一步，在經過的時候趁機往柴可靜臉上吹了一口氣。
李博谷沒有留意到馮喆和柴可靜的小動作，回答說：「到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為了安穩政治，他繼續奉行闊端的政策，偏重於薩迦派，於是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帥天下教門。這樣到了公元一千二百七十年，忽必烈又將八思巴的封號從『國師』升為『帝師』。時光荏苒，打從那以後，元代的皇帝就保留了敕封西藏僧人為帝師的習俗，而且，元朝皇帝要是登基帝位，就必須先從『帝師』那裡受戒，這個跟西方國家教皇給皇帝加冕是一個道理，而元代帝師一直管理全國佛教事務，還設立了總制院，這就是元朝最早設定的僧務機構。總制院置有『院使』，秩正二品，還有宣政院、行宣政院、廣教總管府等等。元代僧官的選用原則是『軍民通攝，僧俗並用。』」
「所謂『軍民通攝』，就是僧官不僅管轄僧尼事務，還掌管軍政、民政事務。而所謂『僧俗並用』，就是以世俗人任僧官，以僧人任流官。」
「象這種政教混雜、僧俗並舉的僧官制度其實始於北魏前期，更能溯及於後秦，最終於唐朝時期盛大。」
「武則天延載元年，也就是公元六百九十四年，武曌令天下僧尼轉隸禮部祠部，祠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重事、令史、書令史多人，到了天寶六年，就是公元七百四十七年到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七年，置祠部使，典領佛教事務。接下來貞元四年即公元七百八十八年，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再有元和二年，即公元八百零七年又於左右街功德使下設僧錄司，置僧錄等職。此外，各州都設有僧正一職，掌管一州的僧尼事務。後來宋朝基本沿用唐制，中央設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州、縣則分別設有僧司，掌管地方僧尼事務。」
「對這段歷史我粗略的瞭解一點。」馮喆說：「這個『武曌』就是武則天，『曌』這個字是武則天創造的，日月當空，唯我獨尊。李校長，我們眼前這個功德塔又是怎麼回事？」
本來說的是功德塔，李博谷的話說著說著跑了題，開始對馮喆和柴可靜講述歷朝歷代的僧官制度，馮喆等他說完，將話題又擰了回來，李博谷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完全的被馮喆和柴可靜給勾起了傾訴慾望，習慣性的當老師給學生傳授知識的興趣大增，他從馮喆和柴可靜的反應中得知，這兩人對於自己的話是完全聽得懂的，於是手撫著石塔說：「這個功德塔其實和忽必烈有關係，和僧官制度有關係，更和一個女人有關係。」
「女人？什麼女人？」柴可靜問了一句，李博谷說：「這個女人叫伯藍也怯赤，也可以叫闊闊真。」
柴可靜微笑著接話說：「闊闊真？李校長說的這個闊闊真應該就是元朝世祖忽必烈之子元裕宗真金的妻子吧？」
「你說的對。」李博谷點著頭揮著手，像是課堂上對學生講課一樣：「闊闊真有三個孩子，分別是元顯宗、元順宗、元成宗。在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元成宗即位，尊闊闊真為皇太后。闊闊真於大德四年二月初十丙辰日，就是公元一千三百年三月一號去世，諡曰裕聖皇后，至大三年十月，即一千三百一十年，又追封為徽仁裕聖皇后。」
「這徽仁裕聖皇后的來歷也有些傳奇性，根據《元史·列傳第三后妃二》的記載，忽必烈一次外出狩獵時在路上感到口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