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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傳的領導。解放後不久，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宣傳方面階級鬥爭的弦便逐步繃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都使夏衍這個宣傳部長難辭其咎。夏衍的老戰友，直接主管電影的於伶所受壓力更大。夏、於兩位不得不在各種會議上做口頭檢討和在報刊上公開自我批判。潘漢年自己雖然也並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為朋友和作為上級領導人，還是儘可能地給夏衍和於伶以真誠的寬慰與鼓勵。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謂的問題受到批判的同時，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門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謂的問題。雖然他不是直接責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關主管單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戰友揚帆作為直接責任者已經作了多次檢討後仍不能過關。對此，潘漢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壓力和憂慮。
但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出現了怎樣的情況，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友誼仍然牢不可破。他們之間的交往頻繁依舊。週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們促膝談心，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們的艱巨努力與心血。他們同時也為工作中的某些失誤而不安。自然，也為他們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謂問題而困惑。他們在思想上經常互勉互勵，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夏衍有什麼心事，或是遇上了什麼難題，往往要首先徵求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有什麼心事，或是遇到了什麼難題，也常常要求助於夏衍的理解與幫助。例如，有一段時間，中央考慮要調動潘漢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時便到李克農那裡去打聽有關的訊息，並及時寫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漢年。又如，潘漢年夫婦一直沒有孩子，他們想收養一個孩子，便和夏衍商談。1955年3月31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因為自己的一個歷史情況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時，就主動去找夏衍談心，傾訴自己內心的壓抑與苦惱。這些都體現了他們之間的不尋常的深厚友情。
在歷史的大災難中，保持始終不渝的忠誠友情
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真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往，在勝利和成功的時候顯得很和諧親密，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嚴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時，那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避之惟恐不及忙著劃清界線者有之，反戈一擊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情誼卻是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而始終不渝、忠貞不貳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對這位突然失蹤的戰友至為關切，到處打電話打聽下落。直到上級領匯出面通報情況為止。
日益猖獗的極左思潮，很快就給潘漢年案件定性。潘漢年這位革命老戰士被強加上了&ldo;內奸&rdo;、&ldo;反革命&rdo;罪名。並且按照統一部署，在黨內外發動了一個揭發批判的熱潮。上海更是重點，在潘被捕後的幾個月內，各種所謂檢舉、揭發和交代的材料數以百計地轉到了專案機構。但這裡面竟沒有見到過去和潘漢年的關係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寫的揭發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機關將潘漢年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即又採取假釋措施，將潘漢年夫婦從秦城監獄轉到團河農場監管改造。按當時的某種寬鬆政策，潘漢年夫婦被允許有一定範圍的自由，包括進城購物和探訪親友的自由。潘漢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進城購書購物的自由，而不準備使用探訪親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個階級鬥爭已經&ldo;天天講&rdo;的年月裡，再給別人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可是有一天，潘漢年夫婦在東安市場書店裡，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這位俠肝義膽的唐瑜堅持要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