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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他把&ot;經&ot;&ot;權&ot;關係表述得極為明白深刻,從而使這一對範疇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論意義&ot;經&ot;是原則,&ot;權&ot;是實現原則的途徑,&ot;經&ot;者常也,&ot;權&ot;者變也,死抱教條而不知變革,與離開原則的變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對的
正因為有方法論作指導,柳宗元在政治實踐中主張變革,在學術思想上提倡懷疑,兼收並蓄
柳宗元又把&ot;大中之道&ot;稱為&ot;聖人之道&ot;,把&ot;立大中&ot;與&ot;去大惑&ot;相對
他認為以怪力亂神來治民是&ot;大惑&ot;,必須予以拋棄,而應代之以&ot;中道&ot;柳宗元否定了&ot;天人感應論&ot;不合聖人之道後,力圖按儒學的原始精神重建&ot;人學&ot;
他說:&ot;聖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ot;[注]他認為,&ot;聖人之道&ot;應該&ot;利於人,備於中&ot;,直接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他說:
聖人為數,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以為常行者也(《時令論》下)
&ot;中道&ot;的具體內容是五常,是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與人倫日用相聯絡的規範,而不是什麼&ot;天道&ot;,不存在&ot;天人交感&ot;五常之中,&ot;仁義&ot;是根本和核心因此他說;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四維論》)
而道、禮、誠、信則是&ot;皆由其所之而異名&ot;,是&ot;仁義&ot;原則的不同表現
這些原則具有永恆性與普遍性,自堯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ot;中道&ot;具體見諸行事,則應該&ot;凡其(民)所欲,不竭而獲;凡其(民)所惡,不祈而息&ot;(《貞符》),應該照顧到百姓的願望,適當滿足他們的要求,也就是要&ot;以百姓之心為心&ot;,實行寬鬆的仁政,&ot;克寬克仁,彰信於民&ot;,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特別是作為政府的官吏,應該以商代的賢相伊尹為榜樣,&ot;心乎生民&ot;,時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注],實行&ot;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ot;的愛民之政做到&ot;自天子至於庶民,成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ot;,這就是&ot;和之至&ot;,也就是&ot;道達於天下矣&ot;(《守道論》)
&ot;以生民為主,以堯舜為的&ot;[注]本是陸淳思想的重要內容,柳宗元對此情加推崇他對民生的重視,貫穿在《斷刑論》、《六逆論》等一系列論著中在《斷刑論》中,柳宗元批評了封建法治的殘酷性:&ot;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癢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裡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ot;他表現出對&ot;死回&ot;的同情,閃耀著人道精神在《六道論》中,他講選賢用能,更著眼於&ot;天下理亂之大本&ot;,也是&ot;思利乎人&ot;的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贊》中說:&ot;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ot;也就是說,聖賢進退出處,應視民心所向,看誰得到人民的支援與信任,以此作為自己輔佐的目標與此相聯絡,柳宗元提出&ot;勢&ot;這一概念他在《封建論》
中說:&ot;彼封建者,更故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