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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趙匡說: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透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
變革與否,是治亂所繫的重大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如果說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麼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 是與非待後人評說
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他們本人被當時看作&ot;異儒&ot;,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著名學者劉囗《春秋》對策,許多觀點與他們的精神一致陳商、陸龜蒙等都信仰陸氏學說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學出現,帶動了整個經學的蛻變,是《春秋》
學史的一個轉折點透過這次蛻變,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面向現實的能力
從文化意義上說,啖助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是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經學革新,對後代特別是宋代《春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以下幾個轉變上
第一,從章句訓詁向義理的轉變啖助以前的《春秋》學研究多拘泥於對字句的闡釋,較少對義理的探討事實上,《春秋》作為儒學&ot;五經&ot;之一,研究者必須對其中隱含的義理作出自己的闡釋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政治提供理論依據而政治形勢又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也要不斷變化,否則會成為僵死的教條,難以佔領人們的精神領域經學義理化,有助於建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形勢變化的意識形態體系因為總體來說,談義理比講訓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使經學更有實用價值
第二,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自漢代以來,《春秋》分為三派,左氏偏重於補充史實,公羊氏則著重對&ot;微言大義&ot;的闡發,穀梁氏介於二者之間,三派互不相容,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互相攻擊即使一傳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個《公羊傳》,就有胡毋氏、董氏、嚴氏、顏氏等不同的派別,使《春秋》學成為聚訟之學,讀書人莫知誰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傳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釋經文,即&ot;舍傳求經&ot;但他們並不完全棄傳注於不顧對於三傳,史實取左氏最多,義理則不論左、公、谷,合則留,不合則別出胸臆,另作解釋,以期融為一家之學啖助、趙匡、陸淳這種&ot;會通三傳&ot;的《春秋》學出現以後,三傳分立的時代就基本結束了
自啖、趙、陸開創新《春秋》學派之後,繼起者大有其人盧仝著《春秋摘微》,韓愈贈詩說&ot;《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ot;,可知臺傳注經更為徹底
馮伉有《三傳異同》,劉軻有《三傳指要》,韋表微有《春秋三傳總例》,陳嶽有《春秋折衷論》這類書意在調和三傳,對它們進行裁決,目的是&ot;幸是非殆乎息矣&ot;[注]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經學的總趨勢
宋代學者繼承了啖助、趙匡、陸淳的治學傳統,在《春秋》經學研究中往往棄傳就經或輕傳重經,注重以經求經,直尋《春秋》大義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毅等,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人物皮錫瑞說:&ot;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知啖、趙、陸之平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