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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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教學上講;我們也可以減少史蹟在人事上的各種重複的資料,避免以謾罵作解釋歷史的壞習慣,直接而又冷靜地說明傳統社會不符合現代需要。中國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這一來就斷絕了高層組織與低層組織間的聯絡,各地區田賦的底賬,卻仍用明朝的記錄做根據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為例證,其他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見同書,。民國成立後,國家自國家,社會自社會,也難怪立憲運動的沒有成效。法律必須有社會的強迫性(social pulsion)才行得通。民國初年的政客,都是社會上的遊體(foreign body),軍閥的割據,今日看來,勢必為無可避免的形勢。因為農村經濟關係,無非土地的租賃及高利貸的借放。這些來往都在極小規模內實行,政府也無從干涉,此外社會上的尊卑男女長幼,更無法可以改造利用。邏輯上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可以控制這青黃不接的時代;而私人軍事力量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外有效。這幾句話,也可以概括五四運動前後國民革命尚未展開時中國的一般情勢。其癥結就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
結論(1)
明朝是中國最後的一個“內在的朝代”(indigenous 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 dynasty)有別],受外間干預的成分少,內在的性格強。我們發覺它對我們當今問題的解釋,經常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照前述設計的排列,即使將它與唐宋帝國的擴張性比較,和清朝與民國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國傳統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響拿來作側面見證,更和同時期西歐資本主義的生長成育對照,就產生了一個綜合的看法,有如中國傳統所謂,“中前左右後”。但是我們注重各種因素互相牽連的關係,自信可以避免過度主觀的成分。用這樣的方法掌握明史,並不是抓住偶爾相似的地方作諷刺性的批評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種“主義”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為主。
這研究的成果,則屬於“大歷史”的範疇。其中列入的因果關係,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細端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認作次要。
因為如此,我們也顧慮這種立場會遭物議。作史者似乎缺乏評議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說會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倫理道德可以全部擯棄不顧。然則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們在20世紀的末期,寫作最大的困難,不是缺乏道德的標準,而是各方標榜的道德標準過多;各種道德體系的衝突,尤其可以危害人類的安全,歸根究底,我們要認清所謂道德,仍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它必定要透過真人實事,才有具體的價值。以今日世界變化之大,道德的標準也不得不隨時修正。一個顯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準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紀初期,還有相當高的道德意義,今日我們雖對他用心欽佩,卻不能照他的立說行事。它的用心設計,對其他人的關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橫蠻地強迫執行這種思想,則是另一回事。
上面這一圖說,可以解釋我們提倡大歷史的立場。這弧線上的實線部分,代表人類的歷史,我們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間擴大的箭頭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實際歷史所定的路線。很顯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聖賢,也不可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