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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還有另一個我存在，酒精令他澎湃而出。”最終，創作也從我身上的那一
條縫隙中流了出來。
所以說，那段時間就像是某種爆發，觸犯所有規則，把能做的壞事都做了，最終，我被逐出學校的時刻也來到了。父親透過捐助的方式———這只是我的猜測———令我得以重新回校。哥哥將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你知道嗎，你並非唯一一個有著這些感覺的人。這兒還有很多孩子，他們有著和你一樣的態度，但我們都在學校的報社裡幹。”於是，哥哥帶我去了校報辦公室，儘管他其實並不是真的很想讓我加入，畢竟，我是他的小弟弟；但最終我還是和那群人搭上了。我又捲入到一種大肆破壞的行為之中，只不過，這一次的破壞僅限於思想範疇，而破壞行為的主要形式則與電影有關。故意惹毛學校的最好辦法就是打電影牌，因為按理我們不能在校報上寫關於電影的文章；所以說，我最初之所以與電影發生
關係，是將它當作了一種反抗的手段。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鎮上有家小電影院瀕臨破產，絕望之際，他們開始放藝術片，包括所有的伯格曼早期作品，因為加爾文大學的小夥子們願意來看。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在於，兩者的感覺———北歐新教的感覺和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還有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其中的反抗感，那種一點一點最終獲得勝利的感覺。第二年，學生們寫了篇伯格曼新片的影評，結果校方並沒有將校報關閉，於是學校裡又有了電影俱樂部，開始在校外放電影，校報
自然也會發表這些要放的電影的影評。
凱：所以你除了寫文章之外還開始負責搞電影俱樂部？
保：是的，在我大二和大三時。電影俱樂部建在校外，校方對
這點有意見，於是雙方同意，將它搬到學校裡來，這樣的話，校方能知道學生在放些什麼電影，而電影俱樂部也能得到學校非正式的認可。於是我去了那兒，安排了越來越多的爭議電影在那兒放映，我不僅會在校報《鐘聲》上寫影評———通常都由我自己來寫，還會找校內一些比較自由派的學生來寫，特別是神學院的那些———還會在電影放完後展開討論。某某教士、社會學系的某某教授，都會和大家坐在一起討論影片，電影越具有爭議性，我找來參加討論的神職人員級別越高。我們的研討會越辦越出名，能夠容納五百人的視聽教室座無虛席，我請來多位牧師參與討論；盛況持續到我們放映《維莉蒂安娜》（Viridiana）的那一次，它成為壓
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1＇
那段時間，收來的門票錢都進了我和我朋友們的腰包，因我們並沒有什麼正式的組織機構，最終，校###得一定得對此加以控制了，於是他們讓我寫份組織章程出來。章程寫完之後，他們同意採納，但前提是我不再參與電影俱樂部的管理工作。那些年，我們的電影俱樂部一直都是個半合法組織，對電影的選擇十分大膽：《諾言》（Ordet）、《去年在馬里昂巴德》（LastYearatMarienbad）和《納扎林》（Nazarin），＇2＇都是些有想法的電影；但當它成為完全
合法的組織，甚至被列入選修課課程之後，娛樂片的力量佔了上
風，放的電影越來越沒挑戰性。現如今他們乾脆只放些毫無價值的片子。
凱：那段時間你一直堅持寫影評？
保：寫影評是我為打入校報那個圈子而採用的辦法，因為當時的我什麼背景都沒有。但第一年讀完，我搗蛋鬼的名聲早已在外，可實際上我已將自己惹禍的觸角伸向了藝術領域。
我說：“好吧，既然你們不讓我再弄電影了，那我就去搞校報。”但是，要管校報，你必須被人選舉上去才行，可是鑑於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