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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由此可見。在我看來，“天堂”的本旨可表徵為有關人類生活理想諸要素的和諧相生，具體而言就是宜於人居的經濟文化生態協調共構。正是在這裡，蘇州可以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但在何建明筆下，蘇州作為“天堂”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橋流水人家，詩情畫意閒趣，而是一個“讓世界閱讀了一個古老民族堅守家園與渴望通達的歲月痕跡”，“讓人類懂得了嚮往與追求的遐想之美和智慧創造輝煌的現實之美”的現代東方水城、人間天堂。在這裡，“古典園林的精巧與小橋流水的仙境對映出歷史和現代的深刻與樸素”，“豔麗的雙面繡和舞動的檀香扇伴著悠揚嬌柔的評彈，歌唱著融和與致遠”。何建明以一種寫實而又充滿詩情的筆調，敘寫了新時期、新世紀“天堂”蘇州多義復指和諧的美好景象。可以說，“天堂”蘇州是中國特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意象和符碼。在學習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我的天堂》的取事和立意，顯示出特別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30年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30年，而蘇州是以自己的方式展開並演繹這一時代主題的。何建明敘寫蘇州30年改革開放發展史，從對蘇州的觀察和把握中，設計史詩敘事的構架。《我的天堂》主體部分應為“人間天堂”史三部曲，即“異軍突起”篇，“園區革命”篇和“五虎爭雄”篇。“異軍突起”記寫的是“蘇南模式”鄉鎮企業崛起的歷史，這是“新天堂”蘇州建設的重要奠基。作者不是坐井觀天地言說此節蘇州人創業的歷史，而是將它與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小康”理論構想的提出，關聯了起來。“‘蘇’是*夢中的‘小康’”，這種關聯既是史實的再現，同時也突出了當代蘇州人特殊的歷史貢獻。“園區革命”則著重描述了蘇州西區（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東園（中新合作工業園區）的開發建設。西區東園的建設促成了蘇州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品質的提升，為蘇州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蘇州下轄的崑山、張家港、常熟、吳江、太倉，整體躋身全國百強縣市前列，這有力地支撐了蘇州經濟的走強走高，也為“新天堂”蘇州增添了發展的活力。“五虎爭雄”就是蘇州“五子登科”的大特寫。報告文學是非虛構文體，作者選擇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價值。何建明選擇“天堂”蘇州30年發展史作為報告物件，這“一度選擇”（寫作物件的選擇）奠定了《我的天堂》總體價值生成的基礎，而由上述“三部曲”的敘寫可見，作者從物件的豐富存在中所作的“二度選擇”（寫作重點的選擇），則具體地反映了蘇州有別於他者的富有個性與特色的形象，使蘇州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蘇州。很明顯何建明著力所寫的是蘇州的經濟，但《我的天堂》並不是一部經濟史。作者將蘇州的經濟與蘇州的文化結合起來寫作，這不僅體現在“‘蘇’是塗金的中國”、“人間天堂”史第四部“蘇州人的哲學”等直接寫到蘇州歷史文化的篇章節目裡，而且也貫串在作品全部的言說中。作者從“干將劍”、絲綢、水城等抽繹出蘇州文化的個性，“鑄劍與絲織，這一硬一軟，成就了吳國的霸業，也孕育了這個地區的文化與民風的精髓。今天的蘇州人不也是靠這幹事的硬氣和成事的和氣開創了新的歷史輝煌和偉*嗎？”“鋼的堅硬與水的柔性，是蘇州人的性格，是蘇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內涵所外溢的最簡單而形象的表達形態。這二者寫就了蘇州的歷史。”這裡作者對蘇州文化的認知雖然不乏文學家個人的感受與想象，但蘇州文化精神的大致正體現在這樣的表述中。而由蘇州文化孕育的“蘇州性格”，深刻地烙在蘇州創業者的心魂之中，並且在何建明的《我的天堂》的敘寫中可觸可感。經濟與文化融合寫作以外，《我的天堂》注意了重寫經濟活動的主人人物的行為及其精神。經發題材既見經濟，更見人。作品所寫的人物有市委領導，縣市領導，更多的是經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