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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臥底記者形容，富士康“太正常”，有著嚴謹的階層、科級制，還有處處無所不在的保安，以及其他形式的監視。首先剝奪人的尊嚴與價值，而超時加班，一個宿舍員工錯時休息，更使人心靈隔絕。就連理因靈活、有思想的記者在這樣的制度下，都會無形被“同化”，喪失自己的思考。

據《華夏時報》記者陳小瑛臥底富士康後寫了一篇《記者48小時直擊富士康：超大社群的畸形生態》的報道，讓我們體會了富士康員工的真實生活。

報道這樣寫道：“6月2日早上7點半，灰暗的天空下起了小雨，在富士康北門口、南門口，沒有撐傘的員工，快速穿梭著，匆匆走出去的是上夜班的工人，進來的則是趕去集合上白班的。

當路過園區的宣傳欄，以及貼著公告的牆邊時，儘管行走匆匆，工人們還是不由地停了下來，這是兩份最新的公告：一是加薪，普工基本工資每月從900元加到1200元，線長、組長在現有工資基礎上增加30％；二是凡自殺導致傷亡的，富士康不再另行賠償任何撫卹金。

工人們迅速用手機計算著加薪後的每小時加班工資，一個月能拿到多少錢。仔細看完公告的每一個字後，紛紛走向工廠樓下門口，等待著組長來集合，統一8點上工廠線。”

“晚上下班後的活動，基本上就是睡覺。G區1棟女工宿舍，沒有電視，沒有電腦，8人一間的房子裡面附帶著沖涼房和衛生間，房間裝有一部電話和兩臺吊頂風扇，四個上下鋪看起來有點擁擠，但東西少並不顯得凌亂。

臥底記者零距離直擊（2）

他們活動的範圍就是從廠區到最近的餐廳，再到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在不到一千平方米的範圍內移動，即使每月員工在電腦房有4個小時的免費上網時間，園區有游泳池、有娛樂場所，還有相親的節目，但每天加班到晚上8點或者8點半後，員工很少去參與娛樂活動，只等週末外出的那一天。

很多年輕人都是剛來幾天到幾個月，做滿一年的很少。沒人去管身邊的人過得如何，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過高的流動性，也讓他們沒有時間、沒有機會去同身邊的人做深入交流，誰也不敢輕易把陌生人當朋友。”

又據《南方週末》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維穩綜治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打工者排隊應徵。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湧入。在“六連跳”後的4月13日；便有超過3500人進入。即使排上七小時的隊伍等候招工；他們中也仍有不少人談笑風生；滿眼期待。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

盧新自殺的那個凌晨4點30分；李祥慶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公里外的H3成品倉庫度過夜班最難熬的一個小時。李祥慶是4月12日進入富士康工作的；這是他第二次來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進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覺得“在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意思”；出來了。

或許恰是在這種孤立裡；性或者愛情對於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女生的車間就是好車間；有女生的樓層就是好樓層。

但在這樣的人口密度裡；談戀愛也是拮据的。“廠區裡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

黑網咖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館”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的電腦上；這裡有不少“*”。在發工資之前；一些工友有時候也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