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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國暹羅使臣素巴猜，拜見大明皇帝陛下。”
“使者免禮。”
“謝陛下，陛下，小臣此次受敝國王上派遣，前來上國大明稟報皇帝陛下。敝國先王已於三月前薨逝，先王之子羅闍浮屠已於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繼位為王。小臣懇請大明皇帝陛下依照前例，發下金印，正式冊封我主為暹羅國王。”
萬曆三十四年（1606），正月二十，朱翊鈞再次召開了大朝會。
雖說兩次朝會相差了三個多月，放在前朝乃至本朝前面幾位皇帝身上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萬曆朝的大臣們看來，這已經是今上極為難得的勤政了。
去年九月初的大朝會後，還沒等沈一貫發動浙黨官員集體上本彈劾。福王朱常洵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捲了鋪蓋回了洛陽，據說臨走前還親自登門慈慶宮，抱著太子哥哥大哭一場表示了忠心。至此，國本之爭算是徹底的劃上了句號。
至於那個楊應文，父喪期間居然做出如此道德敗壞的事情，在整個大明朝已經沒人敢容下他了。不用其他人彈劾，都察院和戶部自己給出了處理意見：貶為庶民，剝奪功名，追繳贓款，清退土地，兄弟二人俱充軍。最後是皇太后出來稍稍挽了一下：前面四條執行，充軍則是免了。
朱由棟當初在皇極殿面對已經認輸服軟的言官們沒有輕輕放過，反而是把跳得最狠的楊應文提溜出來狠踩的行為。固然是讓相當一部分官員心裡不爽，但卻也讓另外一部分官員在心裡做出了決斷。
西方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其巨著《君主論》中講過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封君的某塊領地，民風彪悍，管理散漫，多年不能有效收取地租。這位封君於是派了一員幹吏前去整頓。這位幹吏到任後，以鐵腕加以殘酷治理，在殺了不少人後，地租終於可以有效收取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塊領地裡的老百姓們，其不滿情緒也達到了頂點，在這麼下去，全民暴動估計在所難免。於是這位封君就以仁慈、公道的名義，將這名幹吏給殺掉了。如此，地租還是可以繼續收，但領地百姓們的情緒得到了宣洩，暴動的危機也化解了。
這種事情，不要說在西方，便是在中國，其歷朝歷代的帝皇們，其實也用得極為純熟。前有商鞅，近有張居正。中間還有無數能臣幹吏的縷縷冤魂……沒得辦法，此乃君主們的共性！
幾千年下來，臣子們又不是傻瓜，慢慢的琢磨著也就看明白了。所以才有萬曆堅持搞了十五年的國本之爭，卻沒有一個大臣再敢公開的站出來為皇帝陛下搖旗吶喊了。
做下屬的最怕的是什麼？絕不是什麼工作辛苦，短暫的收入低。最怕的就是君主沒有擔當：我去給你幹最艱苦的工作，得罪各種平日裡私人交往本不會得罪的人。結果事情辦完了，你卻拋棄了我，讓我沒下場……
所以，做臣子的，最基本的一條準則就是：要不要為某位君主傾盡全力，拋開那些大無畏的勇士，一般人首先就要考慮的是：這位君王，有沒有擔當！
而朱由棟在那天大朝會上表現出來的，就是特別有擔當！
所以，最近三個多月以來，朱由棟的興華宮慢慢的熱鬧了起來。在徐光啟的引薦下，都察院御史楊廷筠主動的靠了過來。此時在河南監督河道維護的李之藻也向朱由棟表示了善意。
相比於文人們的矜持（前面兩個在歷史本位面都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乃是明代官員中的異類），武人們就要爽快得多了。雖說限於此時文官們對武將們盯得很緊，武將們沒法像英國公府、寧遠伯府那樣把自家的子弟送到太孫身邊。但諸如江西劉家、大同的麻家、涼州的達家、甘肅的祁家、西寧的魯家、榆林的王家、崑山的杜家等等，都先後派出了得力族人，透過李世忠的渠道，向太孫表達了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