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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稅收制度，即租庸調製。
租，是田租，即每年定期繳納定量的穀物。
調，是人頭稅，即交納定量的絹或布。
庸，是納絹代役，即服徭役期間，可以用絹或布來代替。
老文帝上臺後，採取輕徭薄賦政策。
比如，規定丁男五十歲免役收庸，允許交布帛以替代力役。社倉稅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
小廣皇帝即位後，繼續出臺政策減輕賦役。
例如，免除婦人奴婢的課稅，把男子成丁年齡提高到二十二歲，等等。
這些制度，即充分考慮民生，又兼顧效率與公平。
就連前世的大唐也是照搬全抄，成為忠實的繼承者。
況且，縱觀唐朝，其賦稅是一個逐漸加碼的過程，整體上可比隋朝重多了。
縱觀大隋，這時期的賦稅政策嚴格規範、明確清晰、一以貫之、持續減稅。
如此，便有蘇軾的評價：
“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稟府庫之盛，莫如隋”。
那既然如此，大隋怎能發生風起雲湧的造反浪潮呢？
根本原因，在高“大”上。
廣皇帝這個人，你絕對不能認為他無能、無才、無腦！
相比他老爹文皇帝，廣皇帝不僅文采非凡，而且胸懷遠大，是個天生幹大事兒的人。
他的所有行為，人們必須開足腦洞，儘量往大上面靠。
首先，是大一統。
他要求自己的地盤要大。
他用自己的大軍，最大化擴大版圖，周圍所有不服大隋為中原之國者，就是用大拳頭都讓他清醒。
這時候，東西南北，都讓他打了個遍，也基本上都打趴下、打服了。
這樣，大隋的地盤空前的大。
周邊各國，都成了大隋的附屬國。
包括後來不斷嘚瑟的高句麗，至少在廣皇帝遠征高句麗之前，高大元在明面上還是承認大隋朝的尊主國之位。
所謂“糞土臣元”，可不是隨便亂說的。
其次，就是大建。
有錢了，國庫充盈了，就得想辦法花。
拉動內需，刺激經濟持續增長。
於是，文皇帝和廣皇帝，都開始大搞基建、大造宮觀、大鑿運河、大修長城、大搞歡慶、大閱四方……
而這大建之下，是大規模、大頻率使用人力，動輒十數萬，最至上百萬。
再此之下，是府庫中的金山、銀山、糧山、布山、綢山……像大水一樣潑了出去。
可還是多得花不完！
一句話，凡隋之事，總是貪大求全。
說白了，就是大搞面子工程、樣子工程、形式主義。
這樣做的危害之一，就是勞民。
大建、大戰，的確有助於搞活產業鏈經濟，但勞力都被徵去搞大建大戰了，土地上沒人了，市場上沒人了，怎麼讓經濟活躍起來？
這種濫用民力的直接惡果，就是賴以支撐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的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損害。
人們，都疲於應付沉重的勞役、兵役。
這自然就讓正常的生產、生活難以為繼。
欠稅、逃稅、抗稅，成為一種現實的必然。
這時候，施行政令的官吏們依然故我，教條地遵循律令照舊對違法者嚴格處置。
違法，護法，抗法。
政令開始與現實脫節，官府開始與民戶對立。
社會矛盾，加劇了！
翟讓，三十多歲，紅臉膛，總是帶著一副笑嘻嘻的和善面孔。
他，是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