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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馬弘文對王元鵝的“自殺”持有較深的懷疑態度。
在他看來，一個人要自殺，就和要去殺別人一樣，必須得有充足的“作案動機”。屍檢報告只能作一參考，是重要證據，但並不能真正為王元鵝的死定性。
屍檢報告是根據現場環境和王元鵝的屍體特徵得出的結論。在馬弘文眼裡，這些東西都可以透過人為佈置，最終讓警方“鑑定得出”這一結論。線索和屍體是會“說話”的，但在高明的“犯罪大師”的有意佈置下，有時候也會“說假話”。
在屍檢報告的基礎上，如果同時還能找出“自殺動機”，那麼王元鵝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
因此，屍檢報告出來前後，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鵝的社會關係進行緊鑼密鼓的調查，試圖找出他的“自殺動機”，或者說是在調查瞭解他有無“被殺”的事端或可能性。
經深入調查，王元鵝服用的三唑侖超出醫院配給分量的部分，系他本人透過張培從黑市上購買。張培就是電視臺派出居中聯絡、照顧王元鵝的人。
張培是王元鵝上吊前接觸最多的人，也是最後一個和王元鵝有聯絡的人，更是現場的第一發現人。王元鵝如果是他殺，張培毫無疑問就是首要嫌疑人，更是著重調查的首要物件。
從儲存的影像檔案來看，張培瘦巴巴的，王元鵝的死讓他深受打擊，顯得精神萎靡，臉色蒼白，看起來就像個吸食毒品的“粉子鬼”。
“為什麼要幫王元鵝從藥販子手裡購買三唑侖？”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著張培，在得知王元鵝是透過他非法購買的三唑侖後，開門見山地問出了第一個疑問。
張培一直懷疑對面坐著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閉著眼睛打瞌睡，直到對方開口發問，才確定那人應該是睜著眼的。
王元鵝死後，這並不是張培第一次被警方問話。但之前找他問話的並不是馬弘文，而是其他人，問的問題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鵝死的當天夜裡他在哪裡、在做什麼、有無不在場的人證物證等。張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實交代，經核實後基本被排除了嫌疑。
但王元鵝透過張培購買了三唑侖這一事實被警方挖掘出來之後，他又重新成了被懷疑的重點物件。
高明的謀殺案作案人，作案時不一定非得在案發現場。
比如投毒謀殺，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時間和生活規律，完全可以事先將毒藥溶入被害人飲用的食物、水源中。
再比如，一些“教唆自殺”案中，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情緒悲觀等特有條件，透過對其進行pua或洗腦等方式，灌輸“自殺就是解脫”“死了就一了百了”等消極思想，最終教唆推動受害人“自殺”。
毫無疑問，張培對王元鵝的個人情況、情緒狀況都掌握得比較清楚，同王元鵝的聯絡和接觸的時間較長，並且極為密切，完全具備“教唆他人自殺”進而“幫助自殺”的犯罪條件。
如果王元鵝的死是“他殺”，並且張培就是“真兇”，那麼毫無疑問，張培就是一名高明的“犯罪大師“。
同時，由於對張培在這方面的懷疑缺乏實質性的證據，只能從他的口供中謀求突破。
基於這樣的考慮和認識，當時初任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馬弘文決定親自會一會張培。
在重新傳喚張培後，馬弘文有意將他單獨晾在審訊室裡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珊珊出現。
將嫌疑人晾在審訊室不聞不問，結合室內壓抑的空間，讓嫌疑人摸不準警方的態度，從而產生忐忑焦慮的情緒。這是對付嫌疑人的常用審訊技巧。
馬弘文出現後一言不發地坐了許久，才開始問話。他的一對眼睛實在太小，這就導致出現了先前的那一幕，讓張培懷疑眼前的馬弘文在審訊時，是不是睡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