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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費淳也補充道：“這漕務更革，最大的難處尚不在於興利除弊，漕運舊制，大多已經施行數十上百年之久，這清齎銀之制，我看也行了百年了，乃是祖制。也正因為它是祖制，我聽聞朝廷之中，便有許多大臣不願去改這祖宗之法。但這漕務之事，若是處處奉祖宗之法為圭臬，不顧沿漕百年來新見的弊端，卻又如何能辦？若是這一改制，能使漕務上這些百年不易的舊法有所更革，或許日後再查辦起來，就要容易多了。”聽到這裡，阮元也漸漸清楚，正是因為漕運上的這些具體制度大多都是長年祖制，只靠一兩個地方大員上言，只怕收效甚微，但如果江浙四名督撫一起上疏要求改制，或許朝廷眼看支援改制的一方人多勢眾，就不會再囿於舊制。想要改變制度，先要改變人心，所以江蘇三名督撫才會聯名請自己北上蘇州。
“可是……”然而阮元想著嶽起的話語，卻隱隱感到了一絲不對勁之處，表面上看，這樣的折糧之法減少了許多漕糧入官，既然如此，旗丁水手卻要如何接濟。想到這裡，阮元也開始思索起來，喃喃道：“按市價，一石米少說要有二兩銀子，就算一石都以二兩清齎銀為計，二斗六升米的話……直價五錢二分！即便以六折論，也有三錢！嶽中丞，若以此計算，那交糧的百姓，實際要交的清齎銀，是原本的兩倍以上！嶽中丞，這樣即便旗丁水手收入得以充實，難道百姓不會承擔更多的漕賦嗎？這樣的辦法，朝廷怎麼可能同意呢？”
這句話一問出來，三名督撫都不禁沉默了片刻。
過了良久，鐵保念著阮元畢竟是自己弟子，說起話比較方便，便對阮元勸道：“伯元，你若是知曉漕務之制，當知這清齎銀是聖祖朝所定，彼時在籍人口不過數千萬，聖祖爺又有寬仁愛民之心，終其一朝，勸獎耕墾，故而當時米價並不算高。可這百年以來，國朝人口增長了五六倍，若是還要依靠聖祖爺時候的定製來徵收漕賦，那自然是入不敷出啊？所以眼下對舊有之制稍加修改，也是迫不得已之事啊？”
“老師，您說起聖祖朝事，可學生也清楚，聖祖朝定下了‘永不加賦’的定製，地丁田賦不得增收，漕賦與田賦本就出於同源，自然也是不可加賦之列。且不論學生想法如何，學生在京城做戶部侍郎時，就曾有蔣兆奎大人提議新增漕糧，可很快蔣大人的提議，就被定作加賦之策，被皇上否決了。我等今日若是這般上疏朝廷，那不是等於把蔣大人犯過的錯誤，又犯了一遍嗎？”鐵保的理由並不能說服阮元。
“阮中丞，若是但凡改制，便要視為加賦，那世宗皇帝又如何去行那‘耗羨歸公’之制呢？”費淳道：“其實加賦與否，並不僅在於表面數字，旗丁水手平日就多有濫行徵收漕米之事，朝廷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每次念及他們本身所得微薄，若是嚴行約束，只怕旗丁水手衣食無著，竟而生變，也只能置之不理了。可若是他們漕運所得，足以養家餬口呢？到時候大半旗丁，便不必濫徵加耗，即便還有貪得無厭之輩，朝廷想要嚴辦他們，卻也有了理由，百姓也可少受濫徵加耗之苦。這一加一減之間，或許百姓的負擔，反而沒有先前那麼重了呢？世宗皇帝改耗羨為養廉，表面上多了火耗之賦，實際上卻除了濫徵火耗之弊，就是這個道理啊？”
說到雍正的養廉銀之制，阮元自也不好反駁，畢竟若是沒有每年一萬兩的養廉銀，自己助海防、救溺女、興詁經精舍之事，只怕都無力操辦。可想著朝廷可能提出的反對意見，阮元依然不能放心，又道：“費總制所言，其實也有道理。可眼下漕務之弊，並非僅在旗丁水手濫徵加耗。旗丁水手每年入不敷出，其原因在哪裡？這沿漕上下，多有官吏濫行陋規之事，正是這重重陋規，讓漕幫不得不把大筆開支花在衣食之外。若是能將陋規裁去，不是更容易獲得治本之效嗎？”
聽了阮元之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