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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下於我寫自己的雜文。
問:你某些反西方主題,是否啟發自這種“文化脫離”的現象?
柏楊:我絕對不是一個反西方主義者,我只是反對那些暴發戶趕時髦的對美國的崇拜,這種人在臺灣十分多。但並不等於說凡進入臺灣的西方道德及文化價值都應該被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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褻瀆君主的柏楊(2)
臺灣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從美國輸入的,只是人家的“低階文化”。只要翻開報紙看看,現在臺北戲院上映的美國片,尤其那些場場爆滿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這些都只是乙級電影,我們並不需要接受這種文化。
士大夫和中國人(1)
訪問者呂嘉行先生
文載1984年12月16日香港《百姓》雜誌
問: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叫做知識分子的責任?
柏楊:如果說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的話,以前的人因為必須讀過書才能成為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是少數人。現在,知識普及,所謂“知識分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讀書人”這類名詞,應該取消。當我們說“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責任”?
問:你覺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識分子?
柏楊:我以為算。對士大夫而言,知識是一種工具,用這種工具敲開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門。已經走進大門的這些官員,再加上還沒走進大門的一些儒生、進士、秀才、舉人等等,組成了傳統計程車大夫階層,也就是現代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們和皇權緊密結合,締造了中國特有的“官場”,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問:“官場”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柏楊:日本明治維新所以成功,中國戊戌維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沒有吸收中國製造知識分子、士大夫,以及製造“官場”的科舉制度。中國科舉制度製造出來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官場,就好像是天空中無邊無涯的龐大烏雲層,使得我們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這片龐大的烏雲層——士大夫階層——給隔斷了。下面是很樸實的,無窮無盡的苦難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貴族。所以我們說的知識分子,在從前應該指的是這一批人——士大夫。所謂知識分子的覺悟,應是指這一批人的覺悟。
問:士大夫階層是不是已經覺悟了呢?
柏楊:要他們覺悟,難如登天。他們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絕不肯放棄既得利益。而且想放棄也無法放棄,因為他們的腦筋已被醬死。所幸的是,時到今天,由於教育普及,“士大夫”階層已經開始慢慢地煙消雲散。在臺灣,由於教育普及,官員退休制度的建立,社會層面加多,士大夫階層可說已經消退。但是,殘餘計程車大夫封建意識,還是存在。譬如說,位於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有一個教職員眷屬聯誼會,辦了一個幼兒園。而有些教授竟不準工友的孩子進這個幼兒園。那些教授在上課時大力鼓吹人權尊嚴和民主精神,到頭來,卻做出這種醜事,使人沮喪。
問:請問你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統一問題,有什麼看法?
柏楊:我反對###,我贊成統一。基於民族的、地緣的、血統的、文化的、歷史的,以及現實政治的因素,大陸和臺灣,就好像一對指腹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註定要匹配成婚,合為一體。
問:海峽兩岸,都用強大的祖國作號召,你希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柏楊:我更希望有個幸福的祖國。前年,我到義大利,看了聖馬利諾,感慨至深。那個芝麻綠豆大的國度,除了出產郵票之外,什麼都沒有。可是那裡的人民生活幸福。
問:大陸對臺灣提出許多保證,你對這些保證的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