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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型不堪。由性自尊而導致的性自負和心理自卑構成潘金蓮的神經症人格，其心理是變態的。對性的無限追求給她的生活伏下危機，她總有一種不安全感。“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一旦追求的目的沒有達到，或遭受點挫折，她在精神心理中便無法調節抵消，或尅迎兒，或毆秋菊，兩般發洩都不行時，便只有手抱琵琶自怨自嘆。然而，當她得意時便忘乎所以，甚至鬧到吳月娘房中而至不可收拾地步，終於不為吳月娘所容，以二十兩銀子賣出。張竹坡說：“夫不有子虛，則瓶兒歸西門是無孽之人。”我用“道德性焦慮（moral anxiety）來分析李瓶兒的人格心理，正是基於這段話。此處“孽”字顯然是罪惡的意思。查《詞源》“孽”本沒有罪惡之意，只是後人把佛教講的“業障”誤為“孽障”，才有了“業”與“孽”的相通。“佛教稱過去所做惡事造成的不良後果為業障”（即孽障）。查《現代漢語詞典》，“業障：佛教徒指妨礙修行的罪惡”。張竹坡看到的雖然只是李瓶兒做了惡事，但聯想到他認為“瓶兒是痴人”，我們就會明白，同樣害死親夫，為何不稱潘金蓮為有孽之人的原因了（他稱 “金蓮不是人”）。
在張竹坡看來：作孽，對潘金蓮來說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但沒有看到潘金蓮作孽時，已是神經症患者），但對“痴人”李瓶兒則不然，此孽將影響她的後半生，所以他滿懷同情的口吻說出本段開頭那段話。我說李瓶兒有“道德性焦慮”，就是指她對自己所做的惡事──氣死花子虛——在道德上不自知地進行自我譴責。李瓶兒“痴愛”西門慶，在這點上我同意孫述宇先生的觀點。我認為，在明代社會中出現西門慶（儘管書中稱宋代，實際寫的明代）這樣的能人，不僅應在歷史學、經濟學等領域受到重視，在人性發展史上也應該濃濃地抹上一筆。“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發現：生活中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以歸納於：職業、社會和性這三個主要問題之下。”（阿德勒《自卑與超越》）西門慶的職業雖然是理刑副千戶，但就上提之“職業”的真正含義而言，西門慶是個商人，他不僅能從商品交換中牟利，甚至能從婚姻中賺錢，作為商人西門慶是成功的。西門慶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說，他能從一介白衣升為理刑副千戶，誰不佩服（儘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問題來說，我們當然不希望能從西門慶身上看到什麼浪漫情調，他同女人的關係只能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西門慶是成功的。從以上的分析看，不論哪方面，西門慶都是當時社會中出類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卻是代表先進的）。李瓶兒在社會地位上，比西門慶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錢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託和生理的滿足。而西門慶所表現出的極強的生命力，不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體上得到滿足。所以她對西門慶說：“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為了嫁給西門慶，李瓶兒氣死花子虛。但不論她的動機多麼合理（愛西門慶，恨花子虛）多麼沒奈何（那個社會只有夫休婦，沒有婦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結果卻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兒的潛意識，一旦受到外在條件的啟用，它便會表現出來。花子虛死後，李瓶兒催西門慶早些把她娶過去，“‘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與眾位娘子做個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著滿眼落淚。”“‘隨問把我做第幾個也罷，親奴捨不得你。’說著，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奴情願伏侍你，鋪床疊被’說著淚如雨下。”每次李瓶兒談到要嫁過去時都哭一番，為什麼呢？張竹坡說：“人謂寫瓶兒熱，不知寫瓶兒心悔也。”“乃深悔從前貨落人手。”我認為，李瓶兒幡然有悔，但不是為“貨落人手”而悔，乃是為作“孽”而悔。氣死花子虛這一惡事，在李瓶兒正常的心理活動中形成孽障（業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