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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說，守井岡山就是錯的啦？我說，守井岡山有正確的，有錯誤的，然後又是正確的。經過這樣的過程：開始以紅五軍五個大隊守井岡山既設陣地，吸引敵人攻堅，疲勞消耗敵人，是為了使我轉入外線的紅四軍能機動打擊敵軍，配合紅五軍打退敵人圍攻，這是正確的。後因敵情變化，紅四軍受到謝文彬旅的襲擊，他們放棄配合保衛井岡山，經贛南出閩西。他們當時只有這樣做才能擺脫困難，儲存自己。這時，紅五軍就成了孤軍困守井岡山，敵軍優我三四十倍，那它總會把井岡山打下的。在這種情況下，堅守井岡山就成了錯誤。我們當時不明瞭紅四軍的情況，如能及時瞭解情況，早一兩天突出包圍，那就要比較安全些。井岡山有五條要路，三條被敵攻破了，五軍決定突出重圍，保全紅軍，避免被消滅，然後再圖恢復邊區和井岡山，這是正確的，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樣的事，在當時並不是那樣容易決斷的，如果預先沒有一點準備，就很難設想。
可是，事過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後，《人民日報》的通訊員，說這是不要根據地，違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圍，而要同敵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據地，那才是執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違反毛澤東思想，卻自封為毛澤東思想，他是投機分子，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又一次我和潘談：我們還不大會做群眾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傳工作。至於如何在農村中建黨、建政、分田，還未入門呢。今年局勢要是稍微緩和一點，我們要抓緊學做群眾工作，特別是分田。
他也談了一些時局問題：蔣桂戰爭終究會妥協，蔣馮閻雖有矛盾，不一定會爆發戰爭。他說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問從哪條路走，他說，想回瀏陽老家一趟，然後走鄂東南迴上海。他沒有見過黃公略，那時黃已在贛江以東，萬安縣境內。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後大約三四天內，一九三○年三月初，我們正將三、四縱隊集結於永新、吉安、安福邊境，在進行奪取安福城的攻城練習。某晚深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當時公略已去六軍，代遠、鄧萍和我在。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說袁、王在永新縣城縣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王佐講話時，把駁殼槍在桌子上一擺。現在永新城內駐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隊，如不承認這一條件，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我說：“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時，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至如此嚴重吧！為什麼變化這樣快呢？”朱昌偕說，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撥起來的。紅四軍前委於一九二九年一月討論“六大”決議時，將其中有關爭取土匪群眾，孤立其首領一段刪去未傳達（討論“六大”決議，袁、王參加了，刪去那段是四軍前委常委決定的），袁文才在紅四軍政治部找到原文對出來了。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後，將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王佐不識字），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我說：打南雄回來以後，約半月，有一天近黃昏時，我一個人到王佐處，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關係搞好一點，王總是撇開此事。黃昏以後，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緊張，立即把手槍拿出來，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我知道他有懷疑，坐著未動，說：“這裡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同志，你來幹嗎？”傳令兵回答說：“黨代表要我來接你，怕路上有狼呀。”從上面事情來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