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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事顧問團內。”
皮埃爾先前的彙報中依然是老事重提，與安德魯每天受到的報告內容沒有兩樣，倒是桑科羅地那個叫大衛李嘉圖的遠房親戚卻引起了安德魯的高度注意。
“大衛李嘉圖？好熟悉的名字啊，可我始終想不起在哪裡看到過。”安德魯默然著，忽然問及身邊的皮埃爾。“皮埃爾，那個大衛李嘉圖的來自清楚嗎？”
“桑科羅上校就知道李嘉圖是個23歲的猶太人，善於投機鑽營，並由此發了大財的交易所經紀人。他自幼受父親的薰陶，14歲時就跟父親一起從事股票投機事業。20歲的時候。已成了一位擁有3000萬法郎財產地富翁了。以後，他停止交易所活動。進入牛津大學開始了他的學習生活。據說，現在地李嘉圖業已成為英國著名學者亞當·斯密最忠實的追隨者，也是最嚴厲的批判者，似乎在鼓吹什麼有限度的政府幹預經濟策略。”
皮埃爾口述著桑科羅上校交代自己的事宜。因為按照規定，憲兵隊，蓋世太保與軍情局主管之間的私下會晤和交談不得透過書信方式。僅僅是資訊方面地口頭通報而已。但就是皮埃爾的一番口頭陳述，終於了驅散了安德魯困擾已久的心中愁雲。
對於李嘉圖，安德魯或許不太清楚這個該死的傢伙有什麼用途，但安德魯卻知道亞當·斯密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更是英國乃至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他在1776年發表的一篇《國富論》被當作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典。只是亞當·斯密鼓吹功利主義原則，反對國家干預，認為個人開始“遠離”國家，要求自由發展。經濟按自己的規律執行，不需求政治權力地幫助了。國家是社會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觀點。
但他的繼承者兼批評者地大衛李嘉圖卻對自由主義經濟學持謹慎的懷疑態度，在強調政府少干涉的同時，並反對政府“不干預政策”。他特別強調在國家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更要顯露出政府“強有力的經濟槓桿功能”。應採用主動而必要的一系列措施，“竭力將脫韁地野馬拉回預定地道路中去，使得不可避免的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注：本書對大衛，李嘉圖地經濟學觀點做了情節上處理，與原有的個人思想並不符合！）
自此，安德魯終於明白了英格蘭銀行的國債擠兌同近日來英鎊狂落之間的內在聯絡。英國人在英格蘭銀行遭遇毀滅性打擊之後，就敏銳意識到很快將會面臨由自己暗地操縱的擠兌風潮到來。為此。
英國的新內閣成員請教了不列顛島的經濟學家。讓他們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其中就有猶太投機商人出身的大衛李嘉圖。
安德魯相信大衛，李嘉圖在早年的投機活動中。不僅利用股票做離線買賣，而且還幹過期貨，在不斷波動的歐洲各國匯率間謀求過重大利益。李嘉圖必然會勸說英國財政大臣，先期展緩國債兌付，並將趕來的大批海外國債客商滯留在倫敦，竭力進行安撫工作，保證政府將在未來兌付所有到期國債；另一個方面，他還建議英國政府預設甚至放任英鎊下跌，讓它與金法郎的比價跌至冰點。
這樣一來固然會增加進貨貨物價格（主要是各類食物與生活必須品），英國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大大降低，但能非常有效的消除來自國債擠兌的壓力。因為國債都用英鎊兌付，按照目前的下降匯率計算，英格蘭銀行面前的5000萬英鎊國債持有人獲得的最後價值，僅有不到先前的二十分之一，而且更低。無形之間，英國內閣們便將自身的經濟危機轉嫁到英國普通民眾與可憐的海外國債商人那裡。在此過程中，英國人也沒有喪失他們固有的商業信譽，他們依然能夠同歐洲各國換取急需的戰略物質。
高，實在是高！當然，這還不包括其他自己未能知曉的各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