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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民初的中國本有一種「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習氣，胡適等人要出來談政治，部分也是因為談文化已經有些到頭的意思。常乃德（燕生）說得很形象：「已往的趨勢是上山的，從工藝到法政，從法政到思想文藝；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再經政治走回「科學工藝的康莊大道」。所以他希望胡適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領著大家走」。《晨報》的孫伏園當時就反對胡適放棄文化而改談政治，強調「胡適之」三個字的可貴，「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胡適那時的反應是「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說，胡適雖然認為文化與政治仍是兩事，但已傾向於一種廣義的文化觀。到談政治談不下去之時，胡適的觀念又變回來了。他認定「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56]
胡適在政治與思想文藝之間轉了一圈，最後還是想回到思想一邊來。他曾試圖把文化的定義擴大，以達到一種魚與熊掌兼得的結果，後來又有所退縮。但是胡適並沒有把門關死，幾年後他再次把政治包容進他的「文藝復興」的範圍之內（詳後）。不過，這一次胡適的談政治，是以掃興而終的。作為一個剛從傳統計程車蛻變出來的現代知識人，胡適自己對此也不是沒有疑慮，他的朋友的意見也頗分歧，要皆體現了一種社會轉型時過渡人物的心態。有意思的是，胡適的英美留學生朋友大多支援或加入胡適談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黨」朋友如高夢旦、張元濟等人「都不贊成我辦報」，並「很勸我不要辦報」。這兩類人那種知識人想當士而士想做知識人的不同態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舊交錯有多麼複雜。[57]
這些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老新黨」都很擔心胡適要做「梁任公之續」，都認為胡適「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書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陳叔通還說胡適「太和平了，不配辦報」。不過，本來就想「講學複議政」的胡適說了句老實話：「我實在忍不住了。」他自稱對議政本不熱心，但終因國內沒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所以不能不出來辦報議政。但胡適劃了一條士與知識人之間參政與議政的界限：梁啟超是放棄了言論事業去做財政總長，已直接參政；胡適對自己還是有信心的，即雖「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衝動」，卻還「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在士與知識人之間，他選擇了議政的知識人這個認同。
正如《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一出來就有人擔憂的那樣，胡適因談「好政府主義」而日日與北洋高官周旋，在權力核心的邊緣上游移，便很難再與一般人生出交涉了。錢玄同早就說胡適太與舊的方面周旋，但以一個十年前尚流落異鄉焦慮吃飯問題的青年，突然就與前任、在任或候補的內閣總理、部長們同席酒飯，放言高論，那種吸引力也不是許多人能夠輕易拒絕的。胡適在意識的層面民主觀念已相當強，他的確想透過「好人」的議政參政改變中國的局面，從而進到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的目的。但胡適的衝動確實太多，涉及的面太廣，不能完全照顧到當初最擁戴他的邊緣知識青年。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覺矛盾，所以有緊張（tension），有焦慮，也有困惑。何去何從？「率性」還是「作聖」？對胡適來說，或者需要一段時間的反思。
[1] 《胡適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學》1990年第1期，第75頁。
[2]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
[3]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95頁；唐德剛：《胡適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