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頁 (第1/2頁)

郭德宏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品書網www.vodtw.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胡適語）之所以被視為近代中國大學的某種象徵，因為其不僅是停留于思想領域的烏託邦，更重要的在於曾經真正嘗試著在實踐中去推動某些變革。但是，無論是從一般經驗出發，抑或是抽象討論大學精神，關注的都只是抽離於歷史具體情境之後的結論，放棄的是考察蔡元培及其北大改革如何獲得普遍象徵意義的過程。而對程序的忽視，也就同時丟掉了只有在過程中才能顯現出的某些問題。歷史本身呈現出的複雜性有時會遠遠大於我們的認知。蔡元培在北大的諸項革新，並不只是象牙之塔的內部活動，而是牽涉到晚清民國以來的教育文化傳統，動盪政局影響之下的多重利益關係，以及不同學術派別之間學術觀唸的此消彼長等諸多因素。而以蔡元培塑造的北大作為效仿的物件，由認同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繼而追尋蔡元培的辦學足跡，更是包含了對中國大學發展之路的理性探索和復興民族文化學術的情感寄託，並進而與近代中國大學重塑自己的傳統和精神聯絡到一起。因此，本書選擇以歷史記憶的視角來描述蔡元培如何被記憶、被重構的過程。這既是一個關於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歷史記憶的流變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大學精神逐漸凝鍊形成的過程。

二 記憶史的視角

二戰結束以來，隨著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大踏步發展，歷史學危機之聲不絕於耳。後現代主義思潮帶來的「敘事的轉向」，使歷史學的客觀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在這場由史學理論研究者推動的變革中，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對歷史學的基本定位和假設進行反思，歷史如何書寫與記憶如何存留的問題即是其中討論的熱點之一。

歷史與記憶都是與探討如何看待過去相關聯的，學界也存在著將兩者徑直等同或相互對立的看法。[10]與心理學關註記憶的心理機制不同，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aurice halbwachs）較早關注了記憶的社會性問題。他認為，「只要回憶還存在，就沒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將其確立下來，甚至根本沒有確立的必要」，歷史只有在回憶無法存留時才被需要。[11]1925年，哈布瓦赫在《記憶的社會框架》中提出了「集體記憶」（llective ory）的概念。作為塗爾幹學派第二代成員的哈布瓦赫，將塗爾幹（Éile durkhei）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提出的「集體歡騰」概念，做了進一步引申，提出「存在於歡騰時期和日常時期之間的明顯空白，事實上是由集體記憶填充和維持著的」。[12]以往人們對記憶的認識，大多隻強調其個體性，哈布瓦赫認為，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他區分了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認為「存在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使個體可以將自身置於框架之中來進行回憶，同時集體記憶也是透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中體現自身。所有有關個人回憶的討論都需要考慮到親屬、社群、宗教、政治組織、社會階級和民族等社會制度的影響。特定的群體情境中的個體，都是利用相應的集體記憶才得以凝聚記憶或再現過去。[13]哈布瓦赫的開創性研究，將記憶研究從心理學研究中區分出來，奠定了此後有關記憶問題研究的基本範圍，如遺忘、紀念性活動或儀式等主題。

在哈布瓦赫的基礎上，美國學者保羅·康納頓（paul nnerton）提出了「社會記憶」（cial ory）的概念，探討的是「群體的記憶如何傳送和維持」的問題。他認為，「有關過去的意象和有關過去的記憶知識，是透過（或多或少是儀式性的）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14]研究記憶的社會構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記憶成為可能的傳授行為。他指出，社會記憶透過紀念儀式（orative cereonies）和最具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