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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擊胡適的文章中，有一位研究近代史者寫的長兩萬七千字文章，頗能道出一些關鍵。那人說：「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為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盤狹小得到了臺灣了，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為道，非胡先生之學不為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為方法。」可見攻擊者中相當一部分人重的正是「地盤」。此人並攻擊胡把持庚款基金，胡適自辯說，他並未「吞沒」這些中基會的經費。但胡適自己未吞沒，並不意味著他沒有將其分給朋友。可知這也是學術界的舊怨再提，正與50年代大陸有些批判胡適的作者同。這一攻擊也從側面證明胡頌平所說的胡適轉變臺灣風氣的作用——胡適到了臺灣後，「此地的學術界才有一個最高的中心領導人物，此地的風氣也轉變了」。[8]

而攻擊胡適最厲害的還是徐復觀。胡適講話後，徐在《民主評論》上撰文攻擊胡「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他「宣佈」：胡適做中研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徐並指出，他這樣說，不是因為胡「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摔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9]

原來徐氏當年給胡適寫信的一個目的，是請他到東海大學演講。但胡適在東海大講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後來人走錯了路，就纏小腳寫律詩了。徐即席反駁說，纏足不是中國文化。胡再反問，如果纏了一千年的小腳還不算中國文化，那借鑑了大量佛教內容的宋元理學又算不算中國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錯了人，請來其思想的對立面，大約從那時起就對胡十分不滿。蓄積既久，怨毒轉深，罵起人來不覺就忘了自己那時已是一個學者的身份了。但以學者而出此村婦罵街的詞語，就真有欲效小說中諸葛亮罵王朗之意，要置胡適於死地而後快了。後來有人說反胡派想乘胡適心臟病突發住院之際猛攻，手法狠毒，看來也不全是無的放矢。

胡適住院時，秘書等本想將此事瞞著，但到攻胡已發展到「立法委員」的質詢而成報紙新聞時，就瞞不住了。胡適自己也開始收集有關文章，自稱「我就是看了也不會生氣的」。但他馬上想起了當年楊杏佛罵他，他曾報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顯然是已很生氣，於是書寫前人詠彌勒佛的對子以自解：

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此公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可知他已覺此事「難容」了。到看了徐復觀的罵人文章，氣已甚大，自己也說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10]

一個多月後，1962年2月14日，胡適在中研院歡迎海外院士的酒會上發表了他最後一次講話。他說：「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捱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講到此已動了感情，聲調開始激動，即請海外回來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監察院」等處批評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論自由；又請大家看臺灣的二百多種雜誌，也「表示了我們的言論自由」。說到此突然煞住，顯然是心臟病發作，但仍掙扎著含笑與人握手，努力不要讓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終因心臟不支，仰身暈倒，從此再未醒來。[11]

胡適的這些話蘊涵著多重意思。人人當然都知道這裡有反說之意。他所列舉的言論自由的處所，正是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