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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中有浪人名dobb的，能說英國話，願替我作翻譯。我帶了他出門，先訪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學時，他已走了，學生皆在鄉間歇夏。我想把karakha［加拉罕］的介紹信留下，恰有中國學生一人出來，我問他，他對我一望，說：「是胡先生嗎？」此人名周達文，曾在北京聽我演說，故認得我。我把信交給他，就走了。到中國大使館，見著代辦鄭子俊先生、參贊夏君。晚上我出來走了一會。回來見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張條，不知他怎樣知道我來了。

（7月31日）：下午往訪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別甚久，彼此竟不認得了。我們縱談甚快，陸續來者甚多，有劉伯堅，任xx，王人達，馬文彥等。後來越來越多，至十餘人之多。右任也回來了。我與和森仍繼續辯論，餘人參加者甚少。從三點直到九點，radek來了，才把我們的舌戰打斷。radek談了一會，先走了。我們出去到「大莫斯科飯店」吃飯。散時已十一點多鐘了。作一書與慰慈。

（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裝。和森與劉伯堅來談。他們都盼我在俄國久住一些時，不幸我此時不能留了。

可以看出，胡適自己的記錄也有其選擇性，且不夠詳盡，尤其是省略了他與蔡和森「舌戰」的具體內容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蘇聯方面的記錄佐證。但胡適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實，主要是中山大學等中國學生齊集車站迎接胡適以及他到中山大學演講都只是傳說而非事實。整體而言，汪菊農所記雖更多具體的細節描述，而毛以亨所記相對更符合於胡適日記中的記述。至於胡適與中國學生和拉狄克等的討論內容，毛、汪二氏雖各有明顯的傾向性，[57]然根據胡適其他的文字表述看，兩人所記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補。

譬如，毛以亨所記胡適陳述其對蘇聯的觀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裡幹」。這在胡適一面，完全是實話實說，並非毛氏所說的「幽默」。胡適在1922年做的《後努力歌》裡已提出：好社會與好政府、教育與政治、破壞與建設都是互為因果的連環，解開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或「幹」。在其稍來公開發表的讚頌蘇俄文字中，胡適明確提出「我們要干政治」的主張，而且是幹「什麼制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裡幹」乃胡適那幾年素所嚮往，用之於表述對蘇聯的觀感，在他個人已是相當高的讚譽。

又如汪菊農所記胡適區別美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對華政策親善」一語，也是他向有的主張。胡適在1922年10月所寫的《國際的中國》一文就說，列強在清末還想征服統治中國，但日本勢力在遠東的一再擴充和中國民族的一步步自覺使遠東局面大變，故民國以來列強對中國的態度有明顯的改變，「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中國人如果「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使工商業可自由發展，外國投資者有了保障，也就沒有理由再在中國實施帝國主義政策了。[59]

而汪菊農的回憶明確了中山大學「同學們」和拉狄克對胡適不滿之所自，即他表彰蘇聯不夠，又公然為美國說好話。此雖為傳言，也相當能說明問題。胡適實在有點不通人情，蘇聯也曾退還庚款，當年北大發工資即曾靠此款。今在蘇聯而不先表揚蘇聯所為，卻強調美國的「首先」，當然容易使人不快。讚揚美國的確是中共對胡適最不滿之處，曾與胡適「好人政府」主張相當接近的惲代英到1926年也說：就美國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兩次為自己利益犧牲中國利益以遷就日本與近年事事與英朋比壓制中國觀之，可知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無異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會大學］與留美學生如胡適之博士，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