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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激進趨新的中國士人要學「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國，似乎還未達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陳獨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樣」。那時陳獨秀與胡適思想接近，他所說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華演講而發，故實指的是美國。這正是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後美國在華影響上升的巔峰。特別是威爾遜在大約同時提出的主張各民族自主的「十四點計劃」，在中國甚得人心。
但列寧也在基本同時提出了民族自決的思想。一次大戰時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國際秩序新觀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對既存的帝國主義國際秩序，所以兩者對被壓迫被侵略國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們學民初人將世界也劃分新舊，則至少在國際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屬新的一邊。張奚若就提醒胡適說，《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奧之敗，謂敗於bol射viki之公理或威爾遜之公理則可，謂敗於英、法、日、意之公理則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與德、奧之公理無大別也」。[4]但在新派範圍之內，雙方也存在對追隨者的爭奪問題，其關鍵就在於誰能真正實行民族自決的思想，或至少推動其實行。
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比較傾向於美國的取向，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青年學生發生的影響則顯然更強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認為「俄之兼併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而在思想也」。而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上對中國的「背叛」，恰摧毀了幾年間美國在中國的影響。以前頗吹捧威爾遜的陳獨秀也不得不認為他「好發理想的大議論」，其實又「不可實行」，決定送他一個諢名，「叫作威大炮」。此時正值新俄（新字要緊）發布放棄條約權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國各界引起極大的好感。進步黨的《時事新報》在社論中說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爾遜的和平原則之上，「只是威爾遜自己卻不能把他實現」。這很能表現中國士人學西方由美往俄的轉移程序。[5]
陳獨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週評論》的《發刊詞》中，還曾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進行民意測量，投票選舉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獨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則得51票居第二。威爾遜從「第一好人」變為「第二偉人」，正是由美到俄這個榜樣的典範轉移趨於完成的象徵。故吳宓慨嘆道，幾千年來孔夫子在中國人心中的神聖地位，「已讓位於馬克思和列寧」。若僅言新文化運動那幾年，則把孔夫子換為威爾遜倒更貼切。[6]重要的是率先轉過去的是五四的學生一輩。餘英時師說，馬克思主義一類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的廣泛傳播，「最先是大學生受到感染，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影響到教授階層」。[7]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由威爾遜向列寧的轉移，恰證明這樣一個學生影響教授的過程。
五四人，包括共產主義者，對中國現社會或主張改良再生，或主張從根推翻而再生，其著眼點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這一點胡適講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給陳獨秀的信中明確地將《新青年》同人劃為「我們」，把梁啟超及《改造》同人劃為「他們」，界限甚清。[8]
一年後，他將中共《對於時局的主張》所提出的十一條原則全部轉載於《努力》，並評論說：「這十一條並無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絕對不相容的地方。他們和我們的區別只在步驟先後的問題」。換言之，胡適認為中共的主張與他們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可以相通，所以他對中共《主張》的唯一答案是：「我們並不非薄你們的理想和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這裡的「我們」和「你們」，顯然都屬於前面的「我們」之中。[9]
共產黨人對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