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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顧頡剛自己雖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經學之門，在同學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於是就去找同寢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傅本是中國文學系的學生，是黃侃的高足，舊學功底極厚，蔣廷黻曾說他句句話後面都有四千年的歷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論」。傅本來對胡適前此比較緊張的那次演講不甚欣賞，今有顧的說項，就到哲學系旁聽了幾次，終於表示滿意。於是對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才幫助胡適過了關。從傅、顧說話的口氣，可知學生中舊學第一權威是傅斯年，第二權威是顧頡剛，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當時仍可能鬧風潮。後來胡適自己也說，當時許多學生覺得他對古史的處理是「思想造反」，認為他不配教這門課，要趕走他，結果因「在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幹預而作罷。胡適嘆謂：「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23]
對於開始時這麼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經歷，胡適仍一如既往，以發奮用功來對付。在北大學生羅家倫的記憶裡，成名後的胡適常很謙虛地說，「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因為「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所以「常常提心弔膽，加倍用功」。胡適晚年回憶，也說他初回國時十分用功。那時胡適下功夫最大的，就是當時風靡北大的太炎學說。毛以亨說，胡適將《章氏叢書》「用新式標點符號，拿支筆來圈點一遍，把每句話都講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則詢於錢玄同，玄同不懂時，則問太炎先生自己」。胡適自己說，他「工作時興致來了，不能到了鐘點放下來」。所以「夜裡總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總是事先剝一個皮蛋放在那裡，丈夫「工作到肚餓時，就吃一個皮蛋」。這樣拼命的結果，學問確實不久就大進，但身體卻吃了虧，因用功太過而大病一段時間。毛以亨說：「病癒後胡先生之中國學問，確已有成，真不愧為經生了。」[24]
不過，胡適初到北大面臨的挑戰並不止來自學生，他在給一年級講中國哲學史時，就有先來的老師認為胡適不通。胡所發的講義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教三年級中國哲學史的陳漢章在課堂上「拿著胡的講義笑不可抑」，並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現在又有哲學史大綱，豈不成為大綱的大綱？不通之至。」[25]這裡大約有文人相輕的意思，但所透露的訊息卻遠不止此。因為「我說胡適不通」時，還只是一廂情願，或者確有文人相輕的意思；到在課堂上拿著證據「笑不可抑」時，已肯定是真覺得不通了。
「哲學」這個術語本非中國自產，而系從日本人那裡轉手來的西詞的譯名，早年國人也有譯成「智學」或其他什麼的。中國既然無此術語，其實也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西方哲學最講究而須臾不可離的「存在（beg）」，中國傳統思想中便無確切對應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為中國思想家所特別重視到離不得的程度。中國文化本來自成體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麼「哲學」。胡適後來學問日通，就堅持說他研究的不是中國哲學史而是中國思想史，未嘗不是據此而發。[26]今日自不必探討翻譯的準確與否，但那時的國人對此並無統一的認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適之前的北大，「哲學史」三字當是一整體的概念，即「哲學的大綱」，而不是「哲學之歷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據此取笑胡適。我們切不可將歷史的電影片子倒著放，以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在顧頡剛讀書時，陳漢章是教一年級中國哲學史一課的，他從伏羲講起，一年下來只講到「洪範」。而胡適則是丟開唐、虞、夏、商，改從周宣王以後講起。[27]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