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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夏，即前述胡適思想有所轉變之時，他的世界主義思想也有變化。那年5月，康大學生對「吾國，是耶非耶，終吾國」（y untry，right or wrong，y untry）這個觀念進行討論，胡適以為此意為「但論國界，不論是非」，寫信給登載此言的該城報紙批駁之。胡適指出，這實際是一種雙重道德標準，即在國內實行一種標準，在國際又實行另一種標準。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之國家主義」。此信得到前校長夫人的讚許（其實可能是客氣話）。胡適大概很受鼓勵。兩個月後，他又將此作為「狹義愛國心之代表」納入他關於「大同」的演說。這一次就先後遇到兩個人告訴他，其實他的理解是片面的。胡適演說剛完，就有某夫人對他說，那句話不一定理解成「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為是」；而更多是「無論吾國所為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的意思。次日，也聽了胡適演說的一位英文教授告訴他，那句話的意思的確可有多解，但其本意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胡適表示同意此二人的看法。[18]
其實胡適心裡並未全通。他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否」，是另一問題。胡適引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話，指出人皆有私心。「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之說，何嘗不時時為宗國諱也。」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胡適的意思，他對中國是有所隱有所不隱。但其舉例皆用中外關係史事，提示了他頗為含蓄的言外之意：他的雙重標準說其實是指西方言。他在第一篇文章裡就說，道德標準不應對國人是一種，對他國之人或化外之人（outlandish people）又是一種。那英文的「化外之人」，正白人稱殖民地人之語也。這也就是章太炎指責「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的意思。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胡適明知他理解字義有偏差，終不能完全心服的深意。[19]
後來胡適見紐約《晚郵報》社論，說：「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當由歐美兩洲人獨私有之。亞洲諸國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視之。」胡適因自己「久持此意」，馬上給報紙寫信表示支援。他讀威爾遜在參議院演說，以為「陳義甚高」，實因其強調民族自決也。威氏說：「任何國家都不應尋求將自己的政策加諸別的國家或民族之上。每個民族，不論大小強弱，都應讓其不受妨礙，不受威脅，不懷恐懼地自由決定其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發展道路。」威爾遜也曾說：「若吾人以國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諸他國，則吾亦不屑對吾美之國旗。」這正是胡適所希望的西方的態度。在國家與是非這個問題上，胡適覺得最理想的境地，仍是威爾遜所說的：「人能自省其嘗效忠祖國而又未嘗賣其良心者，死有餘樂矣。」他記錄的卡萊爾與他「平日所持相契合」的一段話，仍是說的一種可以最愛自己祖國，但對他國也持公正愛心，同時又不傷害個人所信奉之哲學。像以往一樣，胡適想要實現的還是魚與熊掌兼得。[20]
而且，正如許多20世紀中國讀書人一樣，胡適在安身立命之處，仍嚮往著傳統計程車那種相對的超越心態。這種觀念表現在當地一位支援胡適的報紙投書人所引用的孔子的話：「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21]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為保衛祖國而死，所謂「執干戈以衛社稷」而死君事（《左傳》哀公十一年），是大得讚許的。而其高明處，則不僅僅是捍衛了國家利益，還有一個在此之上的「取義成仁」的個人道德完善。清季以至民初中國讀書人雖因不斷的國恥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但最終還是暗存一種「道高於國」的觀念，總嚮往一種在民族主義之上的「大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