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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思想心緒動盪後，胡適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強。而且自覺「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可以看出，他的觀念有一個大的改變：以前常為中國各種風俗制度等辯護，此後則開始較多看到西方的好處和中國的不如人處；以前論事還多出於中國的傳統觀念，此後則漸偏向西方的思路。胡適以前一直極不喜歡西人到中國傳教，但在那年8月卻說，雖然「前此頗反對此舉」，近來則覺得傳教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為其所信足以濟人淑世也，故必欲與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42]胡適對傳教這種寬容念頭持續得並不久遠，後來他仍時時攻擊在華傳教士和傳教事業，終生以未讀過教會學校而自豪，但此時的觀念轉變是明顯的。
不久，胡適開始懷疑中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他也進一步發現了美國道德高出中國的地方。曾經做過狎邪遊的胡適發現美國上流人士視嫖為「大惡」，而中國人士從無此念。他認為，只有知此為大惡，以後才可能有絕跡之一日。故中國「今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使人人知這是大惡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胡適也自誓，今後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論」。這一點，他只大致做到了。胡適在「暴得大名」之後的反思期間，就曾於1925年在武漢「把周老先生（鯁生）拉去看漢口的窯子生活」，又於次年在上海時帶他的老朋友根內特去見識上海風月。根氏為哈佛大學高才生，那時已是美國名記者，正所謂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適狠狠教訓一通。胡適也深自悔悟，向根內特保證「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番事業」。[43]但胡適明知根氏為上流人士而要帶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當年的想法，又可見當年觀念不過是一時心煩所致。
那年7月，胡適在美國政治漫畫中看到「風趣」的表達，立即認為「西洋政爭之態度非東方政客所能夢見」。褒貶甚明。不過，胡適歷來思慮周密。他雖然在往西方觀念一邊偏，但也知道有一點是根本不能變的：美國終非吾土。胡適在思鄉之念「往來胸中」時，想起了王粲（仲宣）《登樓賦》裡的「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美國再好，終非吾土，胡適的憂思又「何可任耶」？[44]
有沒有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的自覺是極為重要的。胡適在其《易卜生主義》中曾說，要「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這句話他一生常掛在口上，用以引導青年（雖然在不同時期說此話意思也有變化），其實也以此自勉。而《易卜生主義》恰是在康大時即以英文先寫出，回國後又改寫成中文發表的。胡適在留美幾年中有意識地往此方向努力的那種「自覺」，的確很明顯。他的朋友鄭萊曾稱讚他為「留美學界中之最有學者氣象者」。胡適聽了，暗中下決心「自勵以求能消受此譽也，否則真盜虛聲矣」。這與胡適少年時受傅君劍誇獎一樣，又給他加一層「超我」的壓力。但「超我」也就是「自覺」的一部分。鄭萊所言不虛。君不見當年《競業旬報》先後三個編輯傅君劍、張丹斧和胡適，前兩人後來都成報人，獨「以輿論家自任」的胡適成了學者。[45]所以胡適後來說沒有蔡元培他就會成為一個三流編輯，的確是有所感而發自內心的話。
在「超我」壓力下的胡適暗中在與所有的留美學生比。1915年初訪紐約時，知友人張仲述（彭春）已著短劇數篇，頗不錯，不禁嘆謂：「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操觚自為之，遂令祖生先我著鞭。」這正說明他自己是有意要事事先人著鞭的。同時，胡適又有君子善假於物的大優點。他說，與朋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