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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心境不佳，胡適就跟著一班失意的革命黨人「在昏天黑地裡胡混」，「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而且這混還不是一般的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整日的大醉。」[64]這樣的混法，不免要沾染一些上海洋場的輕浮氣。胡適自我保護的防衛心向來頗重，而不被逼則很少有主動向人進攻之時。但後來「暴得大名」之初，自我收束便偶有不足。如對林紓的主動進攻和對梁漱溟的批評，都不能算是防衛性的。而且有時更稍露輕薄，與人論爭時尤顯。這大約都與其沾染的洋場輕浮氣不無關係。1926年初胡適曾帶他的老朋友根內特（lewis gant）去見識上海風月，結果被根氏痛斥。根內特指出：「上海是個瘟疫區」，胡適在那裡必受腐蝕，他如果不離開上海，則將一事無成。[65]根氏顯然看出了上海對胡適的負面影響。

反之，胡適與這班窮朋友的接觸，特別是他恰遇到比較講究義氣的四川湖南人為主的革命朋友，使他也領會了江湖義氣的溫暖。四川同學但懋辛在胡適向他借錢時，自己也窮得叮噹響，卻能馬上典當衣服來籌款借給胡適。[66]這種朋友義氣大約是胡適在這段「墮落」期間從他那「一班浪漫的朋友」中受到的最正面的影響，使胡適在十里洋場中並未完全消磨掉績溪鄉間帶來的淳樸氣息。以後胡適在關鍵時刻，也頗能仗義解救朋友的危難，或者與這段時間的經歷不無關係。但這些革命朋友，對少年胡適的生活雖頗關照，對其思想成長卻比較不那麼關注。在那段時間裡，據說只有安徽同鄉許怡蓀經常勸告胡適繼續讀書上進。胡適後來回憶說，他終因醉酒鬧事而進了巡捕房後，突然醒悟，決心全力準備官費出國留學的考試。

實際上，胡適這段時間雖然偏於「率性」，以至於掩蓋了其「作聖」的一面，但那一面卻並未消失。想出國留學的念頭，就一直縈繞於胡適心頭。他在《競業旬報》曾鼓勵世人要「使祖國文學，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還算是人麼？」[67]但他自己則一直在下大功夫學英文，這是胡適徘徊於「率性」和「作聖」之間的典型雙重心態。近代中國讀書人對西方及其象徵英文那種又羨慕又憎恨但又不得不學的複雜心情，在此顯露無遺。但胡適雖努力學英文，此時尚能做到不做「稀奇狀」。後來他留學歸國，任教於高手眾多的北京大學時，就發現有時不得不拿英文做「稀奇狀」以嚇嚇人了。

而且，胡適也只有在上海才是「狂奴」，回到家鄉時，就又要做出「先生」的樣子。胡適晚年回憶說，對嶽飛的《滿江紅》，他在年少時喜歡說大話的句子如「壯志飢餐胡虜肉」。但在「十幾歲的時候，思想是比較成熟些」；從上海回家時，曾以《滿江紅》裡「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這樣的句子題贈比他還大幾歲的外甥。[68]可知他一離開上海回到家鄉，即要暫時告別一下少年心態，重新拿出「先生」的樣子來。這個樣子當然也不全是擺出來的，他那「先生」認同的「超我」部分，其實也一直在起作用。

胡適後來的出國留學，絕非什麼因醉酒鬧事後的突然醒悟，而是他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1908年夏，胡適在給母親的信中說，「大人素知兒不甘居人下」。這本是母親對兒子的期望，也已成少年胡適的素志。那時要不居人下，對胡適這樣家庭背景的人來說，仍只有讀書一路，最為可行。正如他在赴北京考試之前所說：「現在時勢，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這「惟有」之「一途」，就是胡適選定之路。還在1908年7月，胡適在給母親的信中已說到「即兒將來得有機會出洋，亦斷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來歸娶」。以這個口氣看，要出洋在那之前已是胡家母子的共識。[69]胡適後來在《非留學篇》裡說，那些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