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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核奪施行”。（27）
這一駭人聽聞的說法傳出後，引起了中國官場不小的震動，在洋務官員看來，赫德這一舉動，大有項莊舞劍的嫌疑。當時赫德正在極力向中國推銷鐵甲艦、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員監督的日意格因為經常指摘英國艦船的缺點，可能成為了赫德的眼中釘。同時，推銷英國船隻的最大競爭對手，無疑是中國國內的造船企業，挑“康濟”的問題，無外乎是給官場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艦水平不行的印象。
對於赫德的批評，洋務派官員立刻群起回擊，以防被清流保守派藉機生事。時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總理衙門，稱赫德的行文“足證遇事關心認真”，但是將普通商船規範引用來挑剔“康濟”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別於黎兆棠溫文爾雅的反應，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舉動顯得更為有力。先是轉述了事件當事人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會辦徐潤查驗的結果。即“康濟”艦原本是軍艦艦型，“不計裝貨多寡”。商議撥給招商局後，“將船中添配船面，連線船頭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裝搭客”。稱“康濟”從馬尾開往上海的途中，“亦覺平穩”，雖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穩性與招商局進口的商船並無多少差別。到達上海後，招商局為“康濟”艦投保，“洋行保險驗船人到船細看，均稱船身堅固，行駛平穩，否則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險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經過一番事實陳述，李鴻章做出結論性的建議，認為福州理船廳的說法“恐非確論”。此後，李鴻章又再度詳細上奏清廷，力陳“康濟”艦經過實際使用，“亦稱平穩”，所謂尖底船不能用於商用的說法不可靠。在李鴻章的有力支援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連上書澄清，最終化解了這場大風波。
“康濟”撥給招商局後，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帶航線航行，實際運用中並沒有出現赫德說的危險情況。隨著招商局商船的進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濟”被調撥給同屬李鴻章淮系的北洋水師。和該級軍艦的首艦“威遠”一樣，“康濟”不久也成了練習艦。
1888年，隨著北洋海軍的正式成軍，軍中急需專門用於培訓魚雷專業士兵的練習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遂決定將“康濟”練習艦改為魚雷練習艦。（29）改造的內容主要是新增武備，回到福建船政進行施工，從之後的情況看，“康濟”艦簡直成了武器訓練平臺，所裝備的武器型號五花八門。共裝備有80磅瓦瓦蘇爾前膛炮一門，12磅阿姆斯特朗炮兩門，87mm克虜伯舢板炮四門，金陵製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門，諾典費爾德機關炮兩門，格林機關炮兩門。由於“康濟”艦體改動餘地較小，這些火炮大都安裝在艙房頂部。除此外，另加備了兩具從德國購買的14英寸魚雷發射管，用於教學訓練。（30）
北洋海軍覆沒後，停靠在劉公島鐵碼頭旁準備運載殘存官兵出島的“康濟”。非常巧合的是，這張照片中“康濟”艦左側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遠”艦。
甲午戰爭時，“康濟”艦未參與主要戰事，北洋海軍覆滅後，日軍將其解除武備，歸還給中國，用以運輸提督丁汝昌等人的靈柩，以及殘存的北洋海軍官兵離開劉公島。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師，“康濟”更名為“復濟”，重新充當練習艦，並參與了從日軍手中收回威海衛的儀式。推測於1910年左右退役。
“澄慶”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號鐵脅輪船“康濟”下水後第五天，船政第四號鐵脅輪船興工建造，仍然屬於“威遠”級。工期如此緊湊的緣由，在於當年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函商，沈葆楨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軍艦，要求從船政調撥。對於開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應相當積極，原本計劃調出“揚武”、“威遠”兩艘軍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