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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在這首詩中，杜甫還把蘇渙比作漢末隱居峴山、不入城府的龐德公。第二年，杜甫為避亂自潭州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陽），曾向衡州刺史陽濟推薦蘇渙：文武雙全、才略超人，既有戰國名將白起的勇銳，又有西漢大俠劇孟的義風，還有文學家司馬相如的文采——「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入衡州》）。並對蘇渙寄予這樣的厚望：「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呈蘇渙》）

但是，從《新唐書?藝文志》、錢易《南部新書》、辛文房《唐才子傳》諸書所載的有關資料看，蘇渙並不是一個龐德公式的靜者，據說他年輕時喜歡剽劫，擅長使用白弩，巴蜀一帶的商人很怕他，稱為「白蹠」，比作春秋大盜。後來悔過讀書，代宗廣德二年（764）中進士，累遷侍御史。大曆四年秋，應新上任的湖南觀察使崔瓘之召，來到潭州，入崔幕府，不久棄職閒居，僅與杜甫來往。崔瓘遇害後，蘇渙前往嶺南煽動哥舒晃叛亂，大約在大曆十年（775），與哥舒晃一起被殺。杜甫原希望他能「致君堯舜」，結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

為此，前人對杜甫極口稱讚蘇渙，感到十分奇怪，有的看作是過情之譽。明人胡震亨認為，這與杜甫晚年寂寞潦倒有關：「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為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贊不已，殊可怪。湖南後交遊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為曹將軍哉！」（《唐音癸簽》）杜甫晚年的境遇，確實十分淒涼。「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呈蘇渙》）。雖然他當時還能收到不少信札，但寫信的人，大都礙於詩人聲名，來敷衍寒暄而已，那些空泛的愛慕之詞，對詩人當時的處境，實在毫無幫助。「虛名」、「泛愛」四字，說盡世態人情。而在這種時候，蘇渙懷著真誠的敬慕，突然闖入詩人的生活，對杜甫來說，當然不免有空谷足音之喜了。

不過，如果蘇渙只是一個平平庸庸的凡夫俗子，那麼，無論他怎樣仰慕詩人，恐怕杜甫也不會對他有這樣的讚美。蘇渙不是一個真正的「靜者」，但確確實實是一個奇人。杜甫在蘇渙拜訪的第二天，即以「記異」為題，作了一首詩。這異，既是記其忽然來訪之異，也是記其為人之異。就蘇渙一生行事來說，也確實夠奇了。正是遇到這樣一個奇人，杜甫才大發奇興，並寫了《記異》這麼一首奇詩。

蘇渙早年的經歷，和西晉周處、中唐韋應物，頗有相似之處，只是後來既沒有周處的功業，也沒有韋應物的修養。他本來就是個對現實心懷不滿的人，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在懷才不遇、無法施展抱負之時，恢復原先的習性，走上叛逆之路，也是很自然的。像這樣的叛逆者，歷史上並不少見。在這上面，蘇渙和杜甫，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是，他們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當時都懷才不遇，落落寡合。「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呈蘇渙》）。無數不學無術之徒，濫叨將相之位，而才學非凡之士，反倒淪落不遇，真可謂「鳥雀苦肥」、「蛟龍欲蟄」了。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共同的生活感受，才能使他們在感情上產生共鳴，這是蘇渙能夠理解杜甫、杜甫能夠讚賞蘇渙的思想基礎。

杜甫不僅看重蘇渙的為人，同樣異常讚賞他的詩篇。據說「（蘇渙）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唐人謂渙詩長於諷刺，得陳拾遺（子昂）一鱗半甲」（《南部新書》）。《新唐書?藝文志》有蘇渙詩一卷。現存詩四首，其中變律詩三首，如：「毒蜂成一窠，高掛桑樹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亦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