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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個事情的結束，還多虧那些洋毛子。美國人派了兩艘軍艦前來，勒令閩、粵雙方立即停止械鬥，說如果抗拒不遵，美國人就和大清官兵內外夾擊，盡數殲滅。械鬥雙方怕了，作鳥獸散。
代理興泉永道的潘駿章報告說，泉州海邊有一個無人小島，名字叫鳥空園頭巾礁，英國人現在拿了前任道員的簽名的照會，要了這塊地，準備在那裡建造房屋，請示該怎麼辦。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國人攻陷廈門，佔據了道署。《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人退出道署，準備在水操臺造屋，因為那裡是福建水師操練士兵的地方，當地官員沒敢答應；後來，英國人又想要教場邊的一塊空地，也沒有得逞。鹹豐二年（1852），英國人又看上了鳥空園頭巾礁，前任興泉永道趙霖報告總督季芝昌後，同意用鳥空園頭巾礁換回教場。不久，英國領事柏達回國，事情就拖了下來。時隔八年，英國人拿著照會來索要鳥空園頭巾礁。潘駿章說不過英國人，就請示該怎麼辦。慶制軍委派前任興泉永道司徒伯芬赴泉州，會同潘駿章和英國人交涉。我對慶督說：「司徒道臺雖然去了，但是這件事斷難挽回。英國人沒有事都要挑起事來，現在他們手中握有前任道員的照會，怎麼會輕易放棄？況且，犬羊之性，不會聽司徒伯芬講孔孟之道。此事關係到海疆與外夷，必須立即奏明朝廷。」剛好莊煥文也到了福州，對我的看法深表贊同，慶督這才將此事上奏朝廷。
如果答應英國人，讓他們在鳥空園頭巾礁建造房屋，他們一定會勾結土匪，窺探我國虛實，海關稅務也肯定大受影響，福建唯一的大宗收入也會沒了，那就會遺禍將來；如果堅持不給，那麼英國人就會指責我們失信，從而挑起事端，這樣就會禍在眼前。司徒伯芬回到福州匯報，說英國人堅持要地，他提出仍舊把廢棄的水操臺給英國人，因為那裡地勢太低，已經廢置很久了，英國人還沒有答覆。司徒伯芬又聽說南臺廣東商行有人和英國人關係密切，所以回省城請示慶督，請廣東人從中關說。慶督對伯芬說：「如果能讓英國人打消念頭，那是最好；否則，就設法拖延，不要說不給，也不要答應給。」慶督或許在想，只要能拖到他離任，就萬事大吉了。我只擔心，英國人未必肯上這個當，且看朝廷如何指示吧——說不定廣東人可以搞定呢！
離任
四月初十，慶督收到廷寄，是給我的，上面寫著著：「調任江西，飭即赴任。」於是我立即具折謝恩，只等裕子厚接任後，趕緊啟程——這地方我是一天也願多待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我和裕子厚辦完交接，大雨不止，街市水深數尺，我一直等二十二日才成行。慶督率司道官員送到城外接官廳。我從到任福建到離開剛好三個半月。
說起來，這次離職，也算是我自己申請的。我去年離開京城前，雖然沒有遍送「別敬」，但也稍微表示了一下，再加上舟車七千多里，一下子就用去了五千多兩。到任後，我又捐輸一千兩，又為大侄錫綬報捐知縣，為三弟集聲報捐主事，為蘭兒加捐郎中，總計又是幾千兩。福建是個窮地方，藩司俸祿減半，除扣抵外，每月只有一百零三兩。而我每月的伙食加上師爺的工資，就得兩百多兩；各種應酬，再寒酸也得三四百兩；督撫「三節兩壽」和門包，一年也不下八百兩。照此算來，我還不如辭官回京算了。
更可氣的是，總督府的門包須必須是足赤紋銀，不收銀元。我第一次送門包，就因為欠平六分（一分是0375克，六分就是225克），被門房張七當場擲出。當時我那個氣呀。但想到慶督早就說我脾氣大，如果我當場發作，豈不給人口實。於是隻好忍了，命家人加了一錢再送進去，才算進了總督府。想我白髮皤然，還要受這些奴才凌辱，又是何苦呢？
公事不順，開銷又大，不貪汙受賄就沒有辦法過下去，可我這輩子都沒有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