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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總稱得起飽經憂患的幾朝元老。因為在“張大元帥”時代，防範學生，跟隨學生的是他，北伐以後，保護學生，聽從學生的也是他。地方雖狹，倘無特別情事，就是將來，恐怕也只有他能夠維持“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風格。挨著他的油鹽店和糖果鋪，從前都是一等一的生意，現在都改造成大玻璃門的時代營業，這最與學校街的氣息不大相投。再往西便是“景山書社”，在十餘年前，它在文化，思想書籍的，確有不可沒滅的功績。與沙灘的“部”，都是北京大學學術上的代表機關。現在部已經用磚頭石灰代替了門板，它呢，光焰雖息了，不知道它的門還開著沒有？似乎沒有送到眼前。對著它的大學夾道，望進去也覺得長漫漫的，悽清得很，真是“烏衣巷口夕陽斜”，不勝今昔之感。而印象最深的，是書社隔壁有家上鞋店，破屋半間，茅茨上牆，於矮簷前，搭著瓜架，夏天綠陰陰的，頗具豆棚瓜架的詩意。到現在還是那樣樸素的存在著，沒有平地起高樓，實在難得之至。不過在從前土牆外面，成天家放著幾輛紅膠皮帶繃兒亮的洋車，擱在那兒，實是天造地設，有說不出的調協。這些車在白天都是隻有車不見人，一到晚上，便把火石燈點著，原來專拉某號某先生逛八大胡同的。車伕們各有外號，不是“火車頭”、就是“特別快”、還有“飛毛腿”、“小飛機”等，講究在東齋會齊起身，到韓家潭，連上下車在內，不能過十五分鐘。聽說一晚代價僅五六毛錢，這雖是學生們的不好行為，但可見那時候民康物阜。不知道這些位地上英雄，現在都飛到那兒去了。
最令人注意而掀起舊夢的，當然是第二院和西齋，第二院向來是北大本部，她的面貌，還是那樣堂皇肅穆。門前兩根大紅柱，仍然撐著府門頭的架式，門內的一對大石獅子，也還是靜默默的立在那裡。門口似乎清靜一點，不如往昔進進出出的熱鬧，這或者是心理作用。猛然間鑽進眼睛的，是東邊立著的那個郵筒，真算是久違的老朋友了。從它扁紅的口，不知吞食了我多少信件，有是向很遠的老家兒要錢的，有是與朋友談天說地瞎聊的，有是用粉紅色信紙寫給女朋友，當時不免“心絃跳動”現在以為荒唐的。還有用大信封裝息自己覺得不錯的狗矢〈屎〉文章，拿去充實報屁股的。差不多每天都勞它的駕，一別十年，它還是那樣健壯，胃口也同從前一樣，並還保持著綠色的青春，不禁想下車去**它的大圓腦袋和扁口。同時想起一段笑話：有一年的冬夜，天上佈滿濃雲，似要下雪，一陣陣的寒風，颳得街燈閃爍無光。我正從東齋回來，看見一位穿西服的同學，彎著腰在那兒送信。等到伸起腰來，裡面穿著本來捲起的舊棉袍後身，遂掉了下來。於是從前面看是穿的西裝，從後面看，則是套著馬褂的中服。這位同學自己當然不知道，還在踏著細步若有所思的慢慢走著。旁觀的人，則不禁掩口指笑。這真是“相君之面，不過洋人，相君之背，妙不可言”。也可見在窮學生時代，想弄身西服，實大非易事。就是勉強穿上，也是東拼西湊，不能徹底維新改革。在那時候，穿西服的還是少數，大半都是廣東佬。北方的同學，都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仍然儲存著燕趙遺風。因為一套嗶嘰的需十八元，加上皮鞋襯衫等，總得三十多塊。儉省一點的，半年的費用，便都一起穿在身上了。
西齋，哦，這是我的孃家門，怎麼這些人我都不認識了呢？門口還是那樣不大整齊的名士派，對面的紙菸花生小雜貨鋪現還開著。我真不忍使勁往裡瞧，我不是曾在裡面住了整整六年嗎？青年時代的一切，不都還寄存在這裡嗎？最初住在黃字號，與後來成為地質學家的黃君同一小屋，朋友們常常說笑話：“這都是黃字號的先生。不問能耐，就衝這個字號就不怎麼樣。”到本科後便落到天字號，這是西齋最難得的號舍，都是私相授受，學校方面一點也管不著。因為它是一個人一間，起居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