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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女兒年齡各在24，20，12歲左右的人家，也沒找到。甚至連那個叫羅西的今年應該14歲的男孩兒也沒有找到。看樣子，不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這不是活見鬼麼？古人常有這個遇仙、那個遇狐的記載，難道我在南覽河邊的奇遇，也是一篇神話麼？

我發起犟脾氣來，懷疑貢叻與我舅舅串通了一起來懵我，非得自己到緬北走一趟不可。恰好這時候舅舅給我辦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陸探親觀光的簽證。因為我父母也已經於1979年底落實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實之詞，恢復了工作。結論是：我父親抗日期間參加抗戰，是愛國行為，是因為肅反擴大化把我父親“擴”進去了；我母親為我父親鳴不平，完全應該，是反右擴大化把我母親又“擴”進去了。可笑的是：據說反右的擴大化，竟擴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點幾。這個數字，簡直可以進“吉尼斯”世界記錄。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國境，是被定性為“叛國投敵”的，為此父母親都吃了我不少的掛落。如今肯定了既沒叛國，更沒投敵，而且連“偷渡國境”四個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終被定性為返回大陸觀光的“愛國港澳同胞”了。

我珍視這一次返回大陸。我自問我是一向愛國的。我愛我的祖國，但是我不愛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幫”頭子。他們既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更不能代表祖國。他們是大陸黑社會幫派頭子，只能代表大陸最黑暗時期的黑社會。

根據“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愛國港澳同胞”，不再是“反革命”了。他與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團圓。可惜的是爺爺與外公，他們一個是因迫害被逼自殺的，一個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壓抑得病死的，都無法落實政策，只好算是歷史的犧牲品了。

一家人議論得最多的，一個是我的落腳點，一個是我的婚姻問題。

事情已經辦成了這樣，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已經不可能回到大陸來落戶了。根據我的所學，我只能在香港繼續經營旅館業。至於婚姻問題，父母親的看法與舅舅完全一致：已經八年沒有音訊的姑娘，沒有必要再為她苦苦“守節”了。他們認為我沒有負她，我不是現代的陳世美。

實際上，第一他們沒見過柳芭，不知道這姑娘有多可愛；第二，他們一聽說柳芭是個在緬甸邊境種罌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沒上過學，就從心裡反感，只是出於尊重我，沒有這樣說出來罷了；第三，他們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兒“嫁妝”。如果她不嫁我，我不過是玉龍旅社的一個高階職員，儘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陸強十倍二十倍，但終究是個工薪階層；而一旦與我表妹結了婚，我就變成了老闆，就成了小富翁了。大陸人以前痛恨資產階級，要與資產階級劃清界線，如今誰也不怕當資產階級，只怕自己不是資產階級。既然連無產階級先鋒隊中老將老帥老總的子女們都不怕當資產階級，我這個本來就是地主兼資產階級的外孫，又有什麼可怕的呢？我父母親有這樣的想法，又有什麼可奇可怪的呢？

總之，上海之行，等於是舅舅聯合了父母強制我執行他們的婚姻計劃。而且辦得十分乾脆，不容我再反駁，父母親立刻請準了假，到香港去為我主持婚禮。舅舅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結婚以後，我立刻被提升為副總經理，可以左右旅社內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絕不許我到緬甸去，連到泰國也不允許。他年過七十，依舊擔任總經理，說是扶我上馬再送我一程，實際上他旅社內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著我，絕不許我到緬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間，相敬如賓，客客氣氣。我忙我的旅館，她忙她的音樂會。難得住在一起，總也是夫妻，也有說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