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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入到崇禎二年，大明朝顯得越加風雨飄零。
繼張獻忠之後張獻忠易名趙俊業，河南多地頻現舉旗起義之人，連帶著湖廣、陝南、晉南都冒出了義軍，規模或大或小足有十幾支之多，連南直隸腳下的徐、宿等地也冒出了叛軍。
這種局勢，頗像當年的元末。
朝廷無道，義軍四起，這是要亡天下的徵兆。
北京作為大明的首都、國家的政治中心，這上上下下便是連個平民百姓，茶餘飯後都喜歡閒聊幾句政治，非議幾句國家，眼見如此形勢，民間的風言可就多了起來。
什麼大明朝不行了，要改朝換代了之類云云不知凡幾。
如今還能穩如泰山的，大概也就剩一個朱由檢了。
他是一點也不擔心懼怕，反而每日春風得意。
經過孫元化的思想工作，已經退隱的徐光啟總算是離開教堂，重新走進了皇宮。
“先生願意復仕，那是朕和國家的幸事。”
在建極殿內，朱由檢熱情洋溢親自迎接，一見到徐光啟便是大步上前，雙手牢牢緊握後者。
如此熱情，便是徐光啟曾經做過內閣次輔，深耕官場政治多年也頗覺吃不消，連道。
“陛下厚愛，臣，豈有不遵命服從的道理。”
“先生快請坐。”朱由檢拉著徐光啟，不由分說將後者請到座位上，自己陪坐一邊，閒敘家常：“當年朕還為信王時，聽聞先生隱退於物外，便深感遺憾，常常思覺與先生再無面唔之緣，而今朕登大寶，這心心念唸的第一件事，就是請先生出山，而今，得償所願矣。”
徐光啟直呼不敢。
朱由檢熱情不減，再加三分恭維：“這些年先生醉心於西方傳教之學，致力於研究新鮮的技術事物，想來收貨頗豐，朕雖為帝王，畢竟是歲淺才薄，學識不及先生萬一，今日朕虛心請教，欲與先生抵足長談。”
此刻徐光啟也是被朱由檢這接連不斷的客氣話說的飄然，哪裡會有敝帚自珍的打算，自然是侃侃而談。
從天文聊到地理、從數學聊到測繪、從水利聊到軍工，那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徐光啟聊了許多，但到後面朱由檢的注意力已經不在聊天內容的本身，而是想到了許許多多。
首先想到的就是徐光啟口中的恩師，也就是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
現在大明朝官方所用的《堪輿萬國圖就是利瑪竇製作的。
利瑪竇在北京傳教二十餘年，王公貴族教徒高達二百人，徐光啟以大明內閣次輔的身份入教併成為利瑪竇的學生，開始接觸並傳播西方學術，成為中西學術走向交流的重要節點。
可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時間點。
內憂外患的大明朝不存在讓學術進步的安全空間，此時的中國，也不存在任何非儒學學術生存的土壤。
利瑪竇已經為了傳教做出了犧牲，他刪除了教義中有關於‘人人平等’的所有觀點，搞出了一套阿諛儒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天主教教義，但即便如此，當明亡清繼之後，中西方交流的紐帶還是斷了。
自此之後近三百年，當全世界都在快速發展的時候，當高樓大廈開始一棟棟拔地而起的時候，中國這片土地上，腐朽，日益加深。
裹小腳？
都快要裹小腦了！
這到底是統治者的錯誤，還是學術的錯誤呢。
學術本身是不會有錯誤的，錯誤的是人，那這份責任應該歸咎於統治階級的貪婪和怯懦，還是應該歸咎於中國人傳承四千年根深蒂固的階層習性？
中國，熱衷於官本位制度思想，小到一個學生，大到國家首輔，每個人幾乎都對做官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嚮往。
越想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