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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倘若能在十八世紀、也就是歷史上的清朝乾隆年間就將之引入，結合中國民間的雄厚技術底蘊，幾十年的時機也足以開枝散葉了。
當然，這太理想化，實際上會存在很多客觀因素影響這個程序，何況“科學體系”是後世總結出來的概念，當時哪兒知道它是什麼？
由於正統性的緣故，後明對於民間思想文化的管控可以說是非常寬鬆的。
但這個寬鬆並不同於天啟、崇禎年間王朝末年的腐朽、混亂、失控導致的寬鬆，而是一種“有序的寬鬆”。
這頗受文人墨客的讚譽，同時因為人口的持續增長與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朝富有四海，無胡虜之亂、無倭寇之患、無廠衛之害，風氣常開，不拘言辭……」
這種情況下，中西方的交流更加頻繁，各種書籍陸續流入，西學東漸的過程緩慢而綿長的持續了很久。
儘管自然科學在大江南北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和同期的歐洲相比，只能說是涓涓細流和滾滾浪潮。
朝廷和官府確實不禁止，可民間自發的推廣和傳播速度太過於緩慢了，缺乏推動力。
自下而上的改革何其難也，君臣與百姓沒有上帝視角，他們不知道科學體系是什麼玩意，能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起如此大的推動力，他們只知道有好東西的話，拿來仿造就行了。
早在文宗皇帝在位的時候，就有英國商人帶來了蒸汽機的圖紙，並在廣州僱傭當地工匠打造了一臺，以此來討好巡撫和知府。
不過人們也就看個新鮮，不拿它當回事。
用機器代替人力？誰幹啊？後明有幾億人，人力比牲畜還要便宜，誰願意去用又貴又要維護的機器？
而且官員們還要擔心機器代替人力以後的可怕後果——上千萬人的沒了活計，這麼多流民要是造反起義那也太恐怖了。
英國才多少人口，圈地運動爆出來的流民壓根不夠看；後明這邊…搞不好就是幾十萬、上百萬，鑑於天啟、崇禎年間的教訓，沒人敢嘗試。
這就體現出指路人的重要意義了，如果這個時間段的皇帝能夠未卜先知，完全可以嘗試提前開始根本上的改革——確立商業法律，從而孕育真正的資產階級，應用資本主義生產製度；同時對外移民削減內地人口等等。
可惜這都只是美好的願景，因為開不了天眼。
“不管怎樣，事實證明中國人的運氣和智慧還是不錯的。”周長風自言自語般的感嘆道。
七年前、也就是啟元7930年的時候，順天理工大學的一名在讀的學士（博士）在進行實驗時發現了觀測到了正、負電子湮滅輻射，以此深入研究並於發表了論文，證明了正電子的存在，由此開啟了反物質研究的大門。
他也因此在前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除此之外，當年還有一名來自成都大學的教授因對葉綠素的研究摘下了諾貝爾化學獎的桂冠。
一年雙諾獎，一物理一化學，這無疑是值得驕傲與自矜的成果。
至少明人可以吹噓：大明，天下無敵啊！
“duang——”的鑼聲響起，將思索中的周長風拉回了現實。
其實這所學校是安裝有電鈴的，不過今天電鈴控制器壞了還沒修好，於是就只能改為敲鑼了。
他沒走幾步，就見到了從另一間教室中走出來的夏筱詩，手裡除了教材，還拿著一把細長的戒尺。
見到周長風，她板著的臉一下子就變為了驚喜。
“你咋進來了？”
“閒著沒事就進來看看唄。”
“噢…那你出發的日子定了麼？”
“下個月初十，不早不晚，來得及。走，今天帶你挑東西去。”
就這樣，不明所以的
